傅民
去年在外出差,离家时随手拿了册薄书、2009年版“大家精要”丛书之《嵇康传》。本想用作消磨时间,没想到,竟被吸引进去,几天时间读完。写嵇康的书有很多版本,但还是喜欢这种严肃负责、忠于史实,而非所谓戏说、故作调侃潇洒类的历史著述。书至尾章部分写到,曾与嵇康一起锻造打铁的向秀在其山阳旧居前痛哭流泪,忆往昔与嵇康、吕安情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并写就千古绝唱《思旧赋》。这是在记叙嵇康的才华多样、样样盖世(博综技艺),尤其是他的天纵音乐才华(丝竹特妙)。就如其前朝司马迁为李陵鸣不平,其后世明朝王阳明与奸宦刘瑾硬杠屈遭酷刑相类,嵇康为吕安申诉,终遭当朝司马昭、钟会、吕巽(吕安兄长)等所陷,殒命于当时的洛阳建春门东市。在刑场,嵇康在人群中索来古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终音息,嵇康长叹一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言毕,从容就义。此曲既成绝响!
读向秀《思旧赋》时,就想起辛弃疾当年于鹅湖送别又追赶好友陈亮时,所作《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序中记叙到,“至鹭鹚林,则雪泥路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看来,向秀与辛弃疾一闻邻笛而生思念故交旧友的情感是相通一致的,尽管一个在晋世、一个在宋朝。
一
同行出差者拿过我刚读毕的这册薄书翻看,当看到嵇康写给其子嵇绍的《家诫》长信,其中写到嵇康要求儿子要少喝大酒,应酬时不要喝醉时,颇感意外,对我说:竹林七贤不是最爱喝酒吗?面对他对人性单一理解的“真纯”,我也懒作解释地说,喝多了难受哇,谁都一样。魏晋风流之竹林七贤留给后人的一般印象无外乎远离世事,桀骜不驯,吟啸山林,饮酒明志。但即使为躲司马氏联姻所劝,一醉两个月的阮籍也不同意他儿子阮浑学其所谓名士之态,说“仲容(阮咸)已预吾此流,汝不得复尔。”阮氏一门已经有阮咸加入此流了,你就不要再学我们的样子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中讲:“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阮浑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表面放达的原因。其实这放达中何尝没有对现实的无奈、对人生择取的痛苦、对个人志向的茫然。他们对老庄的追求和效仿并没有改变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愿望,他们不愿后代也如他们样一身所学、一世才华归于沉寂,重走他们的悲剧人生道路。关于这一点,鲁迅说“嵇康是那样的高傲,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意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又说:“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应为司马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是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关于这一点,鲁迅的话或许有些尖刻,就如后人评述说:嵇康教子未必就是想让他庸碌,但让他于乱世学会和光同尘、过活平凡时日却实在是如一般人样忧子、怜子、爱子的舐犊情深。但是对司马昭们假借“孝”之礼教治世的虚伪却看的很是清楚。
在这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座文稿中,鲁迅先生讲到“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和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的确如此,嵇康、阮籍都是诗文大家,及今亦足堪楷模,但如吾辈凡夫却只看到他们的空谈饮酒表面,弃其文章精神于不顾,实在是粗俗浅薄。
其后的南北朝,诸族逐鹿中原,所谓“中原陆沉”“衣冠南渡”,这是人性残忍至暗的百年。谁能说,嵇、阮之后的这段历史,不是与他们精神的寂灭有关?!但是精神可以蛰伏,岂能寂灭无息,中华文化精神从来就如草野地火,一遇强风,自当燃遍四宇。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魏晋南北朝之后的李唐王朝时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二
“曹操见他(孔融)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是当时的天下第一名士,除了才华天纵,容貌亦被惊作天人。其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现在的一米八多),风姿俊秀,当时的人形容为“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山涛说“叔夜(嵇康字)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成语“玉山将崩”即出于此处,可以说是妥妥的“男神”。但是这样的人偏又品行高洁、执拗倔强,对司马氏集团的数次征辟坚辞不受。这就对“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以“孝”治天下,当然这是他们强权暴政的遮羞布和夺人性命的假借之辞。
当下之人总是把人性的普遍常识当作高深见解“唬”人,于是“孝”就不断地被扭曲,自东汉魏晋以降,可笑的例子俯拾即是,它早已偏离了先秦儒家的初衷,并被后来者对先秦儒家不断产生误解,并将这种误解当作反传统、反礼教的口实。“元人编辑的《二十四孝图》,其滥觞就在东汉。有的孝子为给母亲治病,割掉身上的肉,有的孝子在严寒时节脱光衣服趴在冰面上试图暖化寒冰,取到鲤鱼。这些极端地展现孝的方式,让人不寒而栗、莫名其妙。整个东汉时代,想被举荐做官的人先是给母亲服三年之丧,当所有人都这样做时,服三年之丧就没了竞争力,于是有人出奇制胜,服六年,甚至九年。在大家都把服丧年限提高后,给父母服丧又失去了竞争力,于是有人脑洞大开,给领导服丧。这俨然是一场鬼畜表演。所有想要捞到官职的人或真或假地做着,希望引起官方的注意,从而步入仕途,发家致富”(《度阴山讲中国史》)。
嵇康们充满了对当时拉大旗作虎皮,以所谓“孝”治天下之虚伪的睥睨蔑视,所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老庄精神武装自己,实出于无奈,因为远离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即便如其他文明,如基督教之“摩西十诫”第五条也讲“当孝敬父母”,可见有些情感是可以共通的。文化从来就不是僵化的,孔子也从来不是呆板刻薄之人,他一样喜欢与他人在沂水洗澡、在舞雩台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歌”)的自由生活。只是目睹当时的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才重拾周公之礼乐典章规矩(“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难道强调必要的规矩规范不应该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教化治乱的重要手段吗?就一定是压制自然情感?
三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悌)者,却不能孝,却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知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不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某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传习录》)。看见美好的色彩,自然心生欢喜(知),主动靠近(行);闻到污秽之物的恶臭,自然心生厌恶(知),掩鼻逃离(行)。这是心之本体,自然生成,难道还要先知道个“美”的理、“臭”的道,才会选择个“行”的路,孝弟也同此理,这难道还需再三思索吗?难不成只是说些孝悌之道的理论空话,才称得上是孝弟?!
《度阴山讲中国史》一书有这么段话,深契阳明先生讲的“此已被私欲隔断,不知知行的本体了”,书中讲“人们将与生俱来的道德感(谦让、孝敬)扭曲为竞争的目标和获取利禄的手段,伪君子开始多于真小人。史载(东汉)知识分子赵宣为博取功名,葬亲后不久即关闭墓道,在黑暗世界守孝二十余年。后来政府去征召他出来做官,赵宣心花怒放,招呼他的几个孩子出来叩谢,前来的政府官员震惊得闭不上嘴,按规定,守孝期间是不能和老婆同房的,赵宣的孝,已不是良知,而是最大的人欲。”
良知即如孟子讲的“无虑之知”,它发乎本心,是未被污染的心之本体,是人之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什么是“无虑之知”?《孟子》“公孙丑上”一章作了最好诠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当人们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时,都会立刻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这种反应并不是为了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也不是为了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更不是因为讨厌这孩子的哭叫声。看人陷于险境,是不需要过多考虑思索的,更不会顾及利益得失,良知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施以援手,良知也成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核心标准。嵇康是服膺良知的“师心”者,他在《释私论》一文中说“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正视)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
的确,世界上的人和事,那纷纭层出的是是非非,如果难以判断,那就静下心来,听听“良知”的声音吧!
(编辑:吴存德;一读:张飞;一审:王国秀;二审:贾星慧;三审: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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