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彬

干了22年，依然爱着，一旦投入便不能自拔。我到底喜欢记者什么？

刚入行一年，我接到一个蛮玄幻的任务，让当时的中国首富——刘永行在包头开会期间，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接受我的专访。

我何德何能，“截和”这样一位大人物？

我迷茫地望向远方，横下一条心挤进会场的一个旮旯，自顾自地打气——这不是一件能不能的事，而是一件敢不敢的事。布置任务的人也许没抱希望，可接受任务的我，要办！

我一边仔细观察目标人物的穿衣打扮，一边设想了无数种“截和”的开头，直到会议结束了，我眼瞅着目标人物正大步流星地奔向贵宾休息室，老记者们笃定了采访已无可能，于是四散离场，我却一个人小碎步地跟上大步流星，在秘书关门的最后一瞬，喊出了，“刘总，我能不能采访你！”

“当然可以！”门缝里，一张和善的面孔向我点头。

那天下午的采访，我开门见山地问出，“刘总，你穿布鞋、休闲裤，不带一个logo，传统思维中的成功者，穿衣不是很讲究吗？”

这个开篇，也许出乎他意料，会心一笑，他和我畅聊了他的生活观、价值观，当然还有他对包头营商环境的考量。当我蹦蹦跳跳回来交出一篇《我与刘永行零距离》的报道时，好多人依然不愿相信，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竟能顺利地采到大人物。

勇气，是不是真的比运气更重要？

2011年岁末，群众来电，昆区中央大道一名讨薪者要跳楼。我挺着大肚子往现场跑，没错，一个孕妇在跑现场新闻。那是一栋还未完工的高层建筑，楼梯没有护栏，我溜着墙边往上爬，楼顶风好大，已经有两名救援人员在喊话。

“回来吧！”我也跟着喊，“回来吧！”

“啥事好商量！”我也跟着喊，“好商量！”

我在凌乱的寒风里，依稀听到一个男人断断续续地呜咽。

“我没脸回去……乡里乡亲……跟着我干了一年活……拿不回钱……过不了年……”

所幸，他被救了回来，下楼时，他被搀扶着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不上，只能隔空喊：“你叫什么？”“哪里人？”“谁欠你们的钱？”我在后面问一句，他在前面答一句，我们谁都看不见谁，只有声音在空荡的建筑物里回响，分明是我在寻求答案，为什么感觉他和我一样，也在寻找答案。

到了地面，人已不见踪影，只有消防员在一边收充气垫一边感慨，“如果真跳下来，这张气垫，保不准能接住……”

这时，我才恍然意识到危险，不禁抬头，望向这栋孤零零的半成品高楼，头晕目眩，我是怎么迷迷糊糊爬上去，又跑下来的？

怕，只是后怕。采访，还要采。之后的一天，我跟着这位大哥，回访他在这座城市的几处临时落脚点，听了一路他辛酸的讨薪故事，连夜赶出一篇《他为什么要跳楼》。

危险的境遇，常常能激发人的深度思考。不论是当事人，还是见证人。

有幸，独立完成了这次报道的全过程，我好像对绝境中的人有了更真切的理解与反思。在给这篇报道配发“记者手记”时，我好像写了这样一句话，“他并不是没有努力寻求帮助，但当他叩问的门窗，都对他关闭时，他选择了这种极端方式。这期间，哪怕一个微笑、一丝温暖，他都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我希望每个受访者，在我的文章里，都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去年，我们遇到了电影《孤注一掷》包头版“安娜”，她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虽然她知道，一旦个人信息外泄，她或她的家人可能遭受网曝甚至危险，但“安娜”还是选择了相信。这份信任，反而让亢奋的我们，陷入一种焦虑及恐惧。我们要为当事人负责。前进or后退，我们还是决定去完成了这条即便制作出来也可能会被“枪毙”的视频。为了保证“安娜”个人信息的安全，影像处理、声音处理、关键内容处理、点对点传输、阅后即焚……我们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

三个小时的采访，结束的那一刻，我们满头大汗、如释重负，回头再看，一旁的“安娜”竟已泣不成声。

“谢谢你们！这事憋了这么久，我不想说，更不敢说。没想到这次采访，说出来了，反而轻松了。”

安娜郑重其事道谢。我们傻傻矗立。望着她回家的背影。

45岁，我发现，记者和医者很像——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必须勇敢。

（编辑：吴存德；校对：王荻；一审：武巧英；二审：贾星慧、王国秀；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