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丽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这样一支考查团，他们在我国广袤的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多学科、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取得了多领域的丰硕成果，这个考查团便是由中国和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考查团，却被遗忘在角落。穿透历史尘埃，回首西北科考之路，他们的功绩与精神仍熠熠生辉。

中方团员和采集员在包头合影。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从1927至1933年的六年时间里，考查团的中外团员精诚合作，互相扶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了纪念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中国政府在1932年曾发行纪念邮票一套，共四枚，画面为我国古代名画《平沙卓歇图》。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第一次为科学考察活动发行纪念邮票，可谓前无古人。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外方谈判开始，到历时多年的整个考察过程中，中国新闻界也给予了全程的关注和报道，像《大公报》、《申报》等，一直对考查团的工作积极报道，这也是开先河而前所未有的举动。1935年，结束了在华考察后，斯文·赫定曾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在1927年春天的时候似乎没有任何指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进行密切的合作，由于一致的目标，经历同样的危险，使我们成为亲密的伙伴……我们在分手时都成了好朋友。在我回国的头四年，我与较优秀的中国朋友保持着频繁的交流。”

三

袁复礼一行穿越巴丹吉林沙漠。

历时六年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是中外双方团员不畏艰难困苦，殚精竭虑所共同完成的。团员涉足我国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及河北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无论考察队伍的规模和设备的现代化都是空前的，所取得的考察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此次考察的重点地区在甘肃青海南山地区以至柴达木盆地，内蒙古西部河套以西至额济纳河流域等地，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东南部天山，库鲁克塔格山、吐鲁番盆地、罗布泊地区，以及阿尔金山、库车周围地区和田南部的河流和昆仑山脉以及青藏高原北部广大地区，有许多地点是古代“丝绸之路”通过的地方，不少是斯文·赫定乃至其他西方人以前没有考察过的地方。团员们在此收集了大批气象、地理、地质、古生物、水文和地磁方面的科学资料，测绘了大量的交通路线和地形地势图，填补了许多以前的空白。考察结束后，中瑞双方合作或分头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一少部分以《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名义发表，大部分则结合以后的研究工作分别发表。后因抗战爆发，研究工作一度中断。战后，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重新恢复工作，理事有徐炳昶、袁复礼、黄文弼、胡适等14人，徐炳昶任常务理事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采集品移交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继续研究。而瑞典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汇集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报告集》，已出版11大类共56卷。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主要成果有：

（一）气象方面

考查团成员在进行气象测验。

此次考察，在我国蒙新地区先后建立了7处比较完备的气象台，分别位于葱都尔、瓦因托来、乌鲁木齐、若羌、库车、七格腾木(七克台)、和田。此外，还在新疆境内的天山、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中段建立过10个观测站，填补了这一地区气象数据空白。考查团沿途除每天做定时的地面气象观测外，由包头到新疆边境，几乎每天施放测风气球，以测定高空各层风向和风速。在郝德率徐近之等人在内蒙古的益诚公和瓦因托来考察期间，施放了123次风筝探空，测定出海拔4000米以下各层的气压、气温和湿度。收集到大批第一手资料，为1931年顺利开通北平到迪化的航线打下了基础。斯文·赫定认为:“事实上，郝德博士及其合作者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返回家乡的时候，没有其他成果能比它更重要了。时间仍然可以证明派出大规模和代价很高的考察是必要的。”刘衍淮后来这样写道:“我国西北部戈壁沙漠地带，气象资料向来一无所有，额济纳河流域尤然，而此项资料在开辟西北交通与西北建设上，极关重要。这里设置气象台，对揭穿此一沙漠气候之谜，为继之而来的绥新公路与北平迪化航空线的开创，奠下基础。”

（二）地理地质方面

丁道衡在白云鄂博发现了大铁矿。

1.发现白云鄂博铁矿。1927年7月3日，我国考察团员丁道衡在包头以北的白云鄂博发现铁矿。他绘制了铁矿区地质草图，采集了标本，进行了化验，并估算了铁矿储量。很显然，丁道衡的这一发现为我国的地质科学和钢铁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袁复礼在北疆也做了大量的地质考察工作。贝克赛和布林等人在祁连山的地质考察，那林在库鲁克塔格、东天山和藏北等地的地质考察，是这些地区开拓性的工作。另外，霍涅尔研究了内蒙古、甘肃和新疆沙漠中的地貌形成及其气候因子的关系。

2.对罗布泊的考察。考察期间，霍涅尔、陈宗器、那林多次进入罗布泊地区，他们测量了楼兰以东的整个湖区地形，完成了该地区的第一幅实测地图，其精确程度据《空间遥感图像分析应用》一文记载，“美国陆地卫星一号测得，图像上第五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形状大小与陈宗器等人测绘完全一致。”安伯特所进行的大地测量为这一地区提供了精确的经度和纬度数据，同时还进行了各种振子试验，测定重力、地磁、地壳变形观测及气象观测。1934年，斯文·赫定与陈宗器乘独木舟沿孔雀河再次进入罗布泊，赫定目睹了湖水如他所预言的那样，回到了楼兰附近。之后，斯文·赫定发表了长篇科学考察报告《罗布泊探秘》及游记《漂泊的湖》。陈宗器、霍涅尔对罗布泊和居延海进行研究后，发表了《中国西北之交替湖》。

（三）古生物方面

在古生物方面，袁复礼、布林、贝克赛、那林都取得丰硕成果。从1928年起的四年时间，袁复礼共发现4个化石点5个化石层位，古脊椎动物化石72个个体，其中包括水龙兽、二齿兽、阔口龙、三台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以前的爬行动物化石。根据此次发现，有人推测新疆与非洲一样，也是爬行动物进化中心之一，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有力佐证。为此，袁复礼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皇家北极星骑士勋章”。当年袁复礼最开始发现七具恐龙化石时，便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一名瑞典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做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著名地质与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此外，丁道衡、贝克赛、布林分别在内蒙古和河西走廊发现恐龙化石及大量的动植物化石。

（四）考古方面

1.“居延汉简”的发掘。1927年10月，黄文弼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最先在一处遗址中发现汉简数枚，这是最初发现的“居延汉简”。1930年4月到1931年3月，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又发现汉简多枚。这批汉简是历来发现的汉简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多的一批，它是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的各种文书档案，记录了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木简上所用文字除绝大部分为汉文外，还有维吾尔文、蒙文、西夏文、伊朗文及一种至今尚未破译的文字，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居延汉简”的发掘和收集堪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古发现，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与殷墟、敦煌文书并列的三大考古发现之一。中方学者为保存、整理和研究这批珍贵汉简付出了极大心血，抗日战争爆发后，汉简被转移到香港重新照相，由商务印书馆排版准备出版，但随之香港沦陷，书版毁于战火，所幸当时汉简已经运往美国，现存于台湾。

2.敖伦苏木古城和《王傅德风堂碑记》的发现。1927年6月，黄文弼和助手在一处遗址中发现敖伦苏木古城和《王傅德风堂碑记》，拓印并抄录了大量碑文。敖伦苏木古城即是元代赵王城，原为汪古部世居之地。1930年9月，黄文弼结束西北科考回到北平后，给《燕京学报》提供了他此次科考的报告。《燕京学报》将之整理为“学术消息”予以发表。在黄文弼的报告中，共列了他的十一项重大发现，敖伦苏木古城的发现，是第一个。更重要的是，黄文弼之后，不少学者循着他的足迹，纷纷前来考察这一古城，更有很多学者根据他和后来者所发现的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成果颇丰，这些应当是这一被忽略的发现最为精彩的注脚。

3.高昌及其他西域古国的考古。从1928年起，黄文弼曾两次对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罗布泊地区诸古代遗址进行考古。他对古高昌国遗址进行了详细考察，发现古墓葬群，出土墓表130余方，陶器800余件，这对于建立高昌国的陶器年代序列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发现土垠遗址，出土木简70余枚。土垠遗址即西汉著名的居卢仓故址，是罗布泊地区继楼兰古城的又一重大发现。同时，黄文弼根据出土的陶器并结合新疆出土的其他古代遗物，指出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不同时期对新疆地区的不同影响，以及两种文化留下的不同特点，提出了东西二期推进说，这一学说对以后的新疆考古和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灿若星河。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创了近代中国以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大型综合考察的先河，开创了中国人自己主导，充分体现中国人聪明才智和爱国情怀的考察之先河，也开创了中外科学家团结协作，以科学为本，联手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先河。九十多年前的中外科学家在丝路沿线所付出的心血，诠释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留给后人的则是披荆斩棘地孜孜以求，是锲而不舍地努力奋斗！

（编辑：吴存德；校对：王荻；一审：张飞；二审：贾星慧、王国秀；三审：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