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民

“忏悔”一词源于佛教用语，是说人对所犯错误的真心悔过。晋人郗超在《奉法要》中讲“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佛教于中国汉朝传入，所以“忏悔”一词不见于先秦诸子典籍。

忏悔源于人的主观理性，是人心去伪去佞、善念悲悯升腾的结果。人做了坏事可以忏悔，没做坏事，起码没有做别人认为的坏事也需要忏悔吗？！有一个人就认为他需要忏悔，这个人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出生于“家里有矿”的贵族家庭，1851至1854年在高加索服役期间开始写作。1863至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73年至1877年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有的人是生前寂寂无名、穷困潦倒，死后才被人认知并获无上声誉，比如梵高；有的人是生前即已名满天下，为世人景仰，比如托尔斯泰。就在托氏抵近世人逐取的人生巅峰、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他却深陷自我怀疑、自我批判之中，1879至1882年，他完成了《忏悔录》一书。

一

“我被人们冠以‘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我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作为艺术家、诗人，我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却不知道教的是什么。这不妨碍人们因此给我金钱，让我拥有锦衣玉食、豪宅美女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时间久了，世人都认为：只要我教的，就是好的。”“看啦，已经非常优秀了吧，萨马拉庄园有6000俄亩土地，还有300匹骏马……你还奢望些什么呢？”“看啦，已经很优秀啦，什么果戈理、普希金，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乃至世界所有的著名作家，都赶不上你的名气。”

在今人看来，托氏已全然获取了“名利双收”的“大富贵”，俨然已成为人们眼中的人生“大赢家”。他完全可以如当下的各类学者大师、成功人士一样，镜头前讲讲成功学、谈谈人生之道，甚或说“易”谈“玄”，附会世贵，灌输些不知所云、不痛不痒、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心灵鸡汤”。在众人的艳羡吹捧中快乐又愚蠢地生活，最后在觥筹交错间满意地剔着牙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是托氏却突然陷入了惶恐、愧疚之中，反问道：“然而（这一切）又能怎样呢？”“对于这些问题，我往往不知道如何作答。但又不能避而不答，因为如果找不到答案我就没法继续活下去。然而，并没有找到答案。”“最终，这些困惑和迷失全部消失了，生活依旧。但是，这种状态反复出现，并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往往指向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终极追求？生命之舟到底驶向何方？”“为了什么而活？这个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困扰着我，令我迷茫、沮丧，甚至丧失理智。”

“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无论哪方面都被世人认为是真正幸福的，我年龄不到50岁，妻子善良温柔，与我两情相悦，儿女优秀，家有良田万亩，只需坐收租金即可，亲戚朋友都前所未有地尊重我，世人也争相赞美我，而我确信自己的声望名副其实。”

但是寻求生命终极目的的思索鼓鸣，却迫使他不停地进行着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除了梦幻般的生活和飘渺的幸福，以及无法逃脱的死亡，生命的真相还包括什么？我的生活迟滞不前，我是一个可以呼吸，可以吃、喝、睡觉的活人，同时又是一具不能呼吸，不能吃、喝、睡觉的行尸走肉。我追求满足欲望的举动已经被认为是不理智的，无论何种欲望，不论能否满足，最终的结果都将归于虚无”“我们很可能陷于世俗生活之中不能自拔，苟且偷生，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一旦大梦醒来，会发现这一切彻头彻尾都是欺骗，全都是愚蠢的谎言。”

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物质的逐取、利欲的诱惑、音色之泛滥已经使很多人丧失了对生命意义的静心思索，更多的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随波逐流。几乎一切先贤都反对人的欲望的不加节制，也清楚看到，欲望泛滥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这种危害，即使今天也随处可见。孔子说“克己复礼”“约失者鲜矣”，这是讲克制和自我约束的重要性。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托氏在《忏悔录》中，引用苏格拉底临终之语“只有当我们越远离生命，才越接近真理。我们热爱真理，而穷尽一生究竟为了追求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肉体本身的罪恶，摆脱肉体产生的所有罪恶吗？如果是的话，当生命即将终止的时候，我们还有痛苦吗？”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难道我们吃饱喝足就只是为了肉身之“小”，而可以忽视精神追求之“大”吗？那样的话，养这身肥肉又有什么用呢？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中西先贤的认识何其一致。

托氏在《忏悔录》中说“在人的内心深处，永远存在一个要求，那就是努力使生命变得幸福，给生命赋予理性意义。那种只盯着死后的生命，或者只顾个人幸福而再无别的打算的生命，是作恶的、荒唐的。”“个人生命幸福不可能存在于以下情形：其一是寻找个人生命幸福的人与人相互间的争斗；其二是令人厌烦、痛苦和浪费时间的骗人的娱乐；其三是死亡。但是，如果设想一下，将追求的幸福由个人的变为其他生命的，幸福的不可能性便会消失。抱着追求个人幸福的生命观念来观察这个世界，人们目之所及必然是为了生存展开的、毫无理性的斗争和残杀。”

三

在托氏《忏悔录》面世前的一百年，卢梭的自传体《忏悔录》在其1778年去世的四年后出版。其以巨大无比的诚实勇气，将自身的善与恶、丑陋与高尚、软弱与坚持不加保留地撕裂暴露给世人，令人震撼不已。儒家讲“知耻近乎勇”，的确如此。1794年，卢梭的灵柩被移入法国先贤祠，能与众多思想者比肩同处，卢梭当之无愧！

虽有家境出身、个人成长境遇的诸多不同，但是托尔斯泰与卢梭对底层人民始终抱有的谦逊与悲悯之心却是一样的。托尔斯泰在其《忏悔录》中说“我们总自认为聪明，在领悟生命意义时却常常迷失自己，认为我们经历的苦痛和死亡是狠毒的嘲弄；与此相反，劳动人民默默地忍受困难，坦然面对死亡，甚至更多的时候带着欢乐的笑意。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极少有人能平和、坦然、勇敢地面对死亡；与此相反，那些劳动人民很少死于忧郁、背叛和不幸。”“我将视野范围逐渐扩大，观察过去到现在的无数人的生活，发现那些掌握了生命的意义、明白何为生死的人不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或十来个，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个。他们的个性、智商、文化程度以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却一点儿不像我这般无知，他们了解生死的意义，却平静生活，默默劳作，忍受贫苦，接受困境，无论活着还是死去，在生与死之间，他们看到的都是善良，而不是虚无。”

那些平凡善良的人、那些足踏大地的人、那些朴实不虚妄的人，正是托氏良知所依、善念所系，并成为给予其生命启示的不二力量。托尔斯泰知行合一，彻底摒弃了贵族享乐生活，归隐农庄，着粗衣 服，手持木耙，辛勤耕作，空闲时仍记录生活、笔耕不辍。甚至改变生活习惯，弃荤食素二十余年直至生命终点。我们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曾创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列宾画笔下，看到托尔斯泰持犁耕作和在简朴农屋伏案写作的生动形象，印象深刻。在《忏悔录》一书的最后，托氏说“人的生命在于追求幸福，而他所追求的也正是生命给予的。不朽的生命只能是善的幸福。”

1928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游历俄罗斯，拜谒托尔斯泰墓地后，创作了感人至深的散文《世间最美的坟墓》“这里，逼人的朴素禁锢住任何一种观赏的闲情，并且不容许你大声说话。风儿在俯临这座无名者之墓的树木之间飒飒响着，和暖的阳光在坟头嬉戏；冬天，白雪温柔地覆盖这片幽暗的土地。无论你在夏天还是冬天经过这儿，你都想象不到，这个小小的、隆起的长方形包容着当代最伟大人物当中的一个。然而，恰恰是不留姓名，比所有挖空心思置办的大理石和奢华装饰更扣人心弦”。

孔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无反省何来进步；《周易》“震卦”《彖》辞说：震来虩虩，恐致福也。无惊惧敬畏，何来生命的警觉；《中庸》开篇即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如果“忏悔与反省”能够成为“时时勤拂拭”、掸去心灵尘埃的常态，良知的火炬才可能光灿无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