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民

前些年，网上有篇针对一起人为灾难事件而深刻反思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呼吁人们在无限追逐“物”的同时，也要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别走的太快，等一等灵魂》，做过简单的浏览，大意相同。物质关乎肉身，叫“口腹之欲”，灵魂关乎精神，叫“无欲则刚”。当年李叔同由富家子弟逐物风流、到文艺倜傥，再至枯灯守禅，成为弘一法师，他的爱徒丰子恺先生总结其恩师一生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是等同于精神的存在。”（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一

物质是基础，所谓“衣食足知廉耻，仓廪实知礼仪”。但二者也不必然关联，整不好还容易成为一些精神惰怠者的借口。在物质极大丰富满足的当下，不知廉耻礼仪、任性胡为、恣意纵乱的事情难道少见吗？！《论语》中记录有孔子与其弟子的这样一段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问，贫穷但是不谄媚，物质富足但是不骄纵怎么样？孔子说，也可以。但是却不如物质虽贫穷，仍乐于坚守精神之道，物质富足却能做到持守信仰之礼。孔子所答之“自觉”境界显然要高于子贡。何怀宏先生在其新作《文明的两端》一书中写到“注意文明的两端，还可以让我们发现比较关键的一点：人类的注意力现在似乎又开始集中于物质了，不过是在一个全新的、更高得多的水平上追求物质，且这追求物质看来还不是在为发展政治文明作准备，更不是为提升精神文明作准备，而就是以人的控物能力的不断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为主要追求。难道人类的文明就是要‘始于物质而终于物欲’？”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同文明产生的核心价值分别引领了各自的文明两千年，直到近代才发生巨变，那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再现一个新轴心时代引领全球文明？”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它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时间段，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从这种基础之上汲取不竭的精神营养。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说“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知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远远超过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受到孔子的影响。”“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至觉醒之路；号召人们成为一个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知（汤因比个人总结的轴心时代的五位先哲：佛陀、孔子、毕达哥拉斯、以赛亚第二、琐罗亚斯德，《轴心时代》一书还论及除孔子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孟子、老子、墨子等等人物）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改革，便不可逆转了。”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其《轴心时代》（该书的副标题为“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中也有同样的表述“所有圣贤都颂扬一种同情和怜悯的精神，他们强调，人必须摒弃自大、贪欲、暴力和冷酷”“每一种思想传统都发展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规则’的独特程式。”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坚持文化自信，就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历史文化出处，知道我们其来有自的文明“始端”、知道我们的文明基因密码，才不会在风云变幻的世纪变局中迷失我们的道路坚持、信仰坚守。

何怀宏在其《文明的两端》一书中说“我希望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关注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和演变，在文明的近端，则更多关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学者的期待与我国开展了20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谋而合。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需要解决几大关键问题：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有多久的历史？二是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一体化趋势是如何形成的？三是中华文明为何会走出一条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道路？四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道路和机制有何特点？五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如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深入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不同于其他观点的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经过20多年艰苦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显著成绩。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这期间的2019年7月，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明良渚古城遗址所揭示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获得了国际广泛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文化与文明很多时候共用，其实从源头来讲又有不同。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乐器、八千年前的河南贾湖骨笛（用鹤的尺骨制作），至今仍能吹出悠扬乐曲，这是文化，而文明需具备的三要素，城市、社会出现不同分工、王权国家等，彼时显然没有出现。良渚的大型水利设施、大型粮仓、内外城址等等，没有社会分工、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这是文明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

中国最早的上古文献《尚书》中讲帝尧任部落首领后，“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然后“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任命羲氏、和氏掌管天文历象，要求其恭敬地按照天空中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去认识自然生成规律，并将总结出的天象节令知识告诉百姓（观象授时），以利于农业耕作。不同于其他古文明形态，中国的文明源头是农耕文明，农业耕作离不开对天象的观察和历法的制定。再从更早的辽河、黄河、长江等古遗址挖掘中出现的象征天圆地方形制的祭器玉琮等，都印证了中国古人对天地自然的认识、遵从。尽管今天人们具备了更丰富的科学知识，能够超越古人对天地认识的局限，但是由那时生成的积极心灵指引，却早已成为中华儿女“日用不觉”的精神文化支撑。比如《周易》“乾卦”“坤卦”由天地的生生大德，导引至人的精神层面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革卦讲“天地革，四时成”。而鼎为大吉之器，昔时大禹治水成功，制九鼎立于天下，象征新政，鼎卦彖辞讲“木上有火，君子正位凝命（端正身心，恪守使命）”，这就是成语“革故鼎新”的出处。老子由天地自然之“道”，阐释“三生万物”“有生于无”的道理和从水的运行规律总结出“利万物而居下位”“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做人之谦恭退守之德。

文化的累积是文明的基础，文明的发展又会反作用于文化。文化更多关乎精神，文明的涵盖面却更加广泛，即如今天人们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等等。汤因比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不只包括文化，还包括政治和经济，只是文化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具有特殊功能，它是区分或辨识不同文明形态的基本标记。为什么文化是特殊标识、标记？汤因比的解释是，社会形态中的其他因素或多有变化，而文化则相对稳定。虽然一国一族的文化相对稳定，但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落后、僵化的文化显然需要抛弃，所以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我们今天强调的是要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孔府研究院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而文明更多强调的是不同。如汤因比所言：所有文明样本都是等值的，没有孰优孰劣。如果把短暂的文明史与数百万年人类史相比，所有文明其实都处于同一时代，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比照任何理想的标准？”物质应该是其中一环，但假如以物质的发达作为衡定文明的唯一标准，物质至上主义、那些暂时取得物质优势的国家就会看不起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北黍南稻、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水土有异，吃不好是会闹肚子、营养不良的。所以，那么多当下学人推崇轴心时代的先知，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是现代人匮乏的精神道德力量。“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阳明先生晚年将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学理路，至简为“良知”二字，讲“千圣皆过影，良知是吾师”，已然是抽丝剥茧、切中肯綮。

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湖北曾侯乙墓的被发现挖掘引起世界轰动。墓中共出土礼器、兵器、车马器和竹简15000余件。尤为人们震惊、也被人们反复说起，甚至在荧屏上多次呈现的是其无与伦比、堪称国之瑰宝的三组、65件编钟。钟铭所载内容，大多闻所未闻（中国传统典籍《乐记》已佚），被誉为不朽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典籍。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音质纯正，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基调与现代音乐的C大调相同，仍可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

墓中出土件数最多的是车马兵器，足见这个叫“乙”的曾侯是个既拥有权势，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物。墓中还出土了23具女尸，年龄在13至25岁之间，有人认为这应该是为曾侯乙演奏音乐的乐工。在赞叹绝美的古代礼乐文明时，有人关注到这23个女性的命运了吗？她们在最好的年龄被深埋于泥土之中，她们会是心甘情愿的吗？当生土掩面、窒息难忍的那一刻，她们想起了什么，她们流泪了吗？孔子也是音乐爱好者、绝对的音乐“发烧友”，曾因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并说道，想不到《韶》乐的美妙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将“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君子应学习持守的修为，叫“君子六艺”，这算不算最早的“德智体美劳”教育呢？而孔子又是坚决反对以活人殉葬（人殉）、甚至以人形刻制土俑木俑殉葬的行为。孟子在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中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第一个用人形木俑土俑殉葬的人，该会绝后了吧，难道就因为它像人模样就用作下葬吗？那这样的话，对于老百姓被饿死的情况又该怎么办（视人生命如“俑”，怎么会有同情心）。抛开对人的生命的普遍关切和同情，而单纯追求个体愉悦身心的所谓“礼乐”，这是不是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代表作派？！那个叫“乙”的王侯恐怕没接受过孔孟之说的真传，或只知其一。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宋论》）。这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大宝，即刻石碑锁于柜中，要求凡继位者必须开启柜门、跪地诵读碑文，发誓，不得伤害柴氏子孙；不得杀害读书的士大夫；不得增加农民赋税负担。后人对于宋一朝所谓的“重文轻武”多有微词，笔者看来，这实在是吹毛求疵。今天的中华文明，有宋一朝贡献卓绝，即如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肇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王朝的更替虽原因很多，但多与末世承平日久、精神不振、奸佞当道、贪墨奢靡有关，怎么赵皇帝的重视仁政、不杀文人士大夫就成了奠定亡国的罪证了，真是荒唐至极！难道真如俗语所称：三天不挨打，就屁股发痒。看看烟火气十足的《清明上河图》，那时市井生活的丰富多样、惬意舒适也别有一番滋味吧。杨家将、岳家军忠肝义胆；范仲淹、文天祥、苏东坡气贯长天；程朱理学开创儒学新天地，并为后来者王阳明承继再造……学文读史，只知苛求文字，而不识精神，必入谬途。

唐宋之间是中国历史上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这期间，出现过一个极为荒唐、残忍的刘氏“南汉”国。刘姓几代国王冷血至极、其所作所为堪为畜类，欧阳修修撰的《新五代史》记载，刘陟“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肢解、刳剔之刑，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刘陟这家伙发明了刀锯、肢解、刳剔等等酷刑，最爱看杀人，每看人被施以酷刑、被杀，就高兴快乐的流口水，人们称他为“真蛟蜃”，禽兽一个。继任者刘玢，在其前任尸骨未寒之际，即大行淫乐，“在殡，召伶人作乐，饮酒宫中，裸男女以为乐”；刘玢被杀，刘晟继位，大开杀戒，“三年，杀其弟洪雅，又杀刘思潮等五人”“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济、洪建、洪昭，同日皆见杀”，这个家伙专杀弟弟，几年杀了二十多个；刘晟儿子刘鋹继位，更创造了人类荒唐史的极致，“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刘鋹认为大臣们都有家室，所以有私心，不能尽忠于他，所以规定，想要当官，必先阉之。赵匡胤当年灭掉南汉时，发下重誓“吾必救此一方黎民”，再与赵匡胤自幼并一生深浸先贤之学相联系，他的“勒石立誓”，广施仁政，会是偶然的吗？！

不同的文明体都曾有过至暗时刻，也理应在今天人类和平愿望占主导的理念中形成守护文明之光的命运共同体。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对战争掠夺、强权霸取、物欲追逐表达了深深忧虑，对中华文化精神可能对人类未来带来的光明，表达了真诚的希望寄予。“在《新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道德经》）”，他说：《道德经》的这些段落，“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号召的抛弃。”他推崇墨子的“兼爱”思想，“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同类谋幸福……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他在书中告诫人们，人类独有地分辨善恶、“反求诸己”的思想能力是抵御物欲横泛、使地球母亲免遭破坏的精神支撑，“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地球母亲）重返青春。”

《传习录》中，阳明先生在与弟子于中交谈中，讲“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弟子于中颇有感悟，说道“只是物欲遮蔽，良知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阳明先生对于中的聪明回答大为赞赏。如果汤因比读了此语，一定对大地母亲的未来又会增添一份信心吧。文明的未来当然不会是“始于物质而终于物欲”，因为尽管会“云自蔽日”，但良知的光明终会穿破云层、照耀人类的未来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