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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阳秦长城 民族融合发展的根脉

花开时节享和谐 贺信 摄


站在秦长城上起伏绵延的群山尽收眼底 兰正武 摄


世界文化遗产固阳秦长城 贺信 摄


大地银装素裹,秦长城宛如一条巨龙横亘山峦间 兰正武 摄


墙体上斑驳的苔痕是岁月留下的记忆 贺信 摄

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评价:“固阳秦长城是我国早期长城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亮点”;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说:“固阳秦长城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个巨大脚印”;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认为,固阳秦长城基本包括了秦长城的所有建筑类型,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可称为“秦长城的博物馆”。

固阳秦长城是早期长城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由多元到一统的实物见证。

◎蒙恬建长城

《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秦长城把过去秦、赵、魏、燕长城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的绵延万里,从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

秦长城横穿固阳县中部3个镇、沿线有烽燧173座,马面四座,障城五座。长95.6千米, 固阳秦长城保存完好的地段均在金山镇境内且为石筑墙体,分别为天盛成段、康图沟段和阿贵沟段,以上三段共计长约十余千米,而且墙体类型多样,结构完整,气势恢宏,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然巍然屹立。

在漫长岁月里,很多兄弟民族都曾修筑过长城,包括辽、金、元、清朝代的各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长城体现了中华民族保卫疆土、热爱和平的不懈追求。各兄弟民族共修长城、共护长城,都为形成、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了贡献。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历时最久远、规模最庞大的建筑体系,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多年、纵横上万里的跨度,铸就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跨越时空的精神价值。虽然曾经有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山地渔猎文化在长城南北的相互激荡、交流交融始终是主流。

◎秦直道

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达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意思是秦直道起于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终点抵达陕西咸阳市。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有人推断:蒙恬帅30万人修建固阳秦长城,必然要通过秦直道,经昆都仑河进入固阳县,也就说是秦直道应当延伸至固阳秦长城脚下,所以,秦直道“起于固阳、止于咸阳”。

秦直道是我国古代又一伟大的工程,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是中国劳动人民在距今2200年前,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沿着山岭和沙漠修筑出的长700多公里的车马大道。路面最宽处约60米,一般亦有20米,南北直向,故称作“直道”。

秦始皇的一生,有四项规模宏大的政绩工程,分别是阿房宫、秦皇陵、秦长城、秦直道。直道是利剑,长城是盾牌,兵马俑则是军队,阿房宫象征着中央的王权,四者密不可分,代表一个强盛王朝。秦长城和秦直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秦以后的昭君出塞、文姬归汉、公主和亲等都是通过秦直道达成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好多的农户向北迁移,秦直道两边的一些驿站人口增多,逐渐发展成城镇,成为商贸往来、经济交流的一条重要南北通道。内地先进的冶铁术、陶器、丝绸等技术与物品通过秦直道传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而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首饰、骑射技术和地方特产也从直道传入中原地区,秦直道也被称作是“黄土高原上的丝绸之路”。

秦直道打通了中央政府与北方各民族的联系,对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原地区汉民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昭君出塞

王昭君(约公元前54年—公元前19年),名嫱,字昭君(一说昭君非表字),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原为汉宫宫女。

公元前54年,北方的匈奴内部出现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最终匈奴分裂成了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北匈奴郅支单于打败,遂向汉朝称臣归附,成了汉朝的属国,汉宣帝将其安置在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呼韩邪并三次入朝朝贡。公元前33年正月,属国南匈奴首领呼韩邪来长安朝觐天子,以尽藩臣之礼,并自请为婿。元帝遂将宫女王昭君赐给了呼韩邪。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她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地域光禄塞,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

据《通鉴地理通释》记载:"北出石门障即光禄城,城东北有怀朔古城",也有学者认为梅令山古城是光禄塞,说明昭君出塞的“光禄塞”就在固阳县境内,而梅令山古城和怀朔古城都是固阳秦长城的障城。汉元帝为纪念此次和亲而改元为“竟宁”,取“边境安宁”之意。昭君出塞后,汉朝与匈奴政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迎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

王昭君作为和平使者,远嫁漠北草原,留下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文人墨客吟咏千年,将她的故事汇入了民族融合的恢宏叙事。唐代诗人张仲素用“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来形容昭君出塞后生活安定、生产繁荣的景象;元代诗人赵介用“犹胜嫖姚千万兵”颂扬王昭君对平息战争、安定边境的贡献;现代史学家翦伯赞以“如何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肯定王昭君在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1963年,董必武同志到内蒙古考察工作时,题诗《谒昭君墓》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从历史的高度,赞美了王昭君为民族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如今,在人们心中,昭君出塞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也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纪念塔。

◎走西口

二姑舅捎来一封信

他说是西口好收成

告别了玉莲妹妹和众乡亲

我走上了西口路程

路上遇见一个蒙古人

送给我奶皮子、奶酪

他嘻嘻哈哈、指指画画

我一句也没听懂

挥挥手我们各自赶路程……

这是至今流传于长城内外的“二人台”《走西口》唱词。

西口究竟是指哪里呢?“口”是指边塞上的关口。西口是相对东口而言的。东口据说就是河北省张家口往东一带的关口,出东口通往内蒙古东部以及东三省,出西口通往内蒙古中西部。“西口外”基本上是指原绥远地区,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所有的长城都有烽燧,长城两侧建有障城,烽燧和障城设有很多的关口,如最有名、位置最重要的雁门关,从明代开始就有众多的百姓“私走”到西口外的固阳、武川、土默川一带谋生。

走西口现象使固阳长城内外经济社会得到多元发展。阴山山脉东西绵延,它是中国北方气候意义上的分水岭,阴山南北的气温、降水、海拔、地貌、植被等因素有明显的差异,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很适合于发展牧业经济,所以也成为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分水岭。固阳秦长城在阴山北麓,就近的一千四百多年而言,中原为唐、宋、元、明、清时代,固阳秦长城内外依次为东突厥、辽契丹、女真金、蒙古元、满清等少数民族游牧地,其经济性质基本属单一的游牧经济。从清朝的中后期开始,为了生存的需要,中原北部的农耕人群,冒险突破关卡的阻隔,先是以雁行的方式,春来冬去,进行农耕开发。到1902年,清廷出于粮食紧缺和战败对外赔款需要,在阴山北部公开放垦卖地,因为有先前晋陕北部农耕人群进入固阳的基础和引进,老家的又一批农耕人以亲族、家族为基本单位,肩担、背扛、拖儿带女,走上漫漫的西口路,陆续进入固阳,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内,使固阳的总人口大增、村落加密。从固阳现有的近千个自然村的命名分析,有蒙古语译音的、有“分子”命名的、有以商号、作坊命名的、有以地理特征和姓氏命名的,占到村名总数的80%,这些村名的形成都是走西口现象的产物。从事农耕生产,就需要有大量的工具,在频繁地使用损耗、再造的过程中,需要有人制作、经营、流通,这就自然刺激了当地的商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清朝末年,固阳几乎是一个没有商业网点,没有商业集镇的地域,由于走西口现象,先是有肩担、驴驮、走村串户的货郎、工匠,进而发展成以陈碾房、黄磨坊、毡房窑等村落命名的定点商铺,同时给固阳带来商业发展的原动力,走西口现象使固阳长城内外的经济结构、生存方式,人群的信仰有了根本的改变,走西口现象使固阳翻开多元文明发展的历史节点,也是今天长城内外人们和谐相处,民族文化升华的奠基石。

◎结语

长城见证了民族迁徙交往、彼此融合,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从《义勇军进行曲》中的“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和《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到“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再到当前建设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长城文化已成为中国人民高扬的精神旗帜,长城内外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相互接纳,不可逆转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的趋势乘风破浪、势不可挡,正在阔步迈进共建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深入人心。(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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