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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中华之“礼”佑护文化传承

阅读是件愉快的事情。当然这非指对鸡汤、断句文的零星散乱阅读,此类阅读绝无心灵通透、神清气朗之感。

但也并不是每一次阅读体验都是愉快的,令人心生压抑恐怖的感觉就颇为不爽。比如《商君书》。商鞅无疑是伟大的改革者,但其对中华典籍、“士”阶层、人类正常精神欲求的仇视和污损让人颤栗不已。其后李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商鞅极端思想的背书,秦二世而斩,仅十四年国祚即烽烟再起,陈吴起义、楚汉相争、生灵涂炭,能不说与斯文崩溃、教化全无、恃力持强的商鞅之国策遗害相关?!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才能汇聚成百姓全方位的幸福感。优秀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对凝聚人心,维护国运长久永固,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登基,其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翟遇之。”可以说,秦既无地利,亦无势强,欲从诸侯角力中突围而出,难度极大。秦孝公是个不甘人后、有所作为的国君,他想改变。他将公孙鞅(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招于御前商讨变法改革事宜。他讲“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这是他的顾虑:变法更礼,但怕天下人批评议论。商鞅慷慨陈词“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犹豫不决哪儿能建功立业,只要能强国利民,何必固守旧俗陈法。用现在语言讲就是,改革就得大胆,干就完了。商鞅又坚决反击杜、甘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陈词滥调,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这些守旧之人不足为伍,别犹豫了,干吧。一番话刺激的秦孝公热血沸腾,“遂出垦草(开垦荒地)令”。

无血性何言改革、无坚持必无成功。在那个经济、社会形态单一的时代,商鞅具备改革开拓者所有的质素因子,执政二十年,为百年后嬴政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对商鞅的评价自古以来就褒贬互存。司马迁承认商鞅变法使秦国“家给人足”“乡邑大治”,但对其人总评为“商君,天资刻薄人也。”苏轼对其评价更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对商前辈彻底予以否定。并对其“流血刻骨”之严刑峻法充满鄙视,甚至说“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商君书》“赏刑篇”讲,“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对有过错、触刑者绝无宽宥。“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还未九族)。同官之人,知而讦之上者,自免于罪,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鼓励官员间互相揭发告密,告赢了,被告者的官爵田地俸禄予以奖励。对草民施以亲人连坐受刑的震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然后对“刑民”施以“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脸上刺字)”,因为他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画策篇)假如以杀去杀、以暴易暴是人类止杀、制暴的择取方式,我们将生活在怎样可怖的至暗人世。

好在有孔子这样的明白人予以纠偏,他讲“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单纯用政令刑罚整治民众,百姓可能因畏惧而不敢造次触刑,但一定会无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礼乐引导教化民众,百姓就会知道羞耻并真心归服。大哲老子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对此点赞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这二人讲的好,法令是治世的工具,而不是治世好坏的根本。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归化才是良政善世的最强护佑。

商鞅要求只鼓励、奖赏、提拔两种人,一是农耕者,这类人能生产粮食;二是打仗的人,这类人能开疆拓士。对于经商的要尽力打压,对于读书的“士”要灭绝。“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他把我们今天认为的优秀传统文化视作弱化民心的洪水猛兽,认为还是强力管用,“国好力,曰以难功;国好言,曰以易功。”同时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没个三下两下,真弄不明白“奸民治善民”这套逻辑哪儿来的。他又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污损为“虱害”,“六虱(应为十二虱),曰礼、乐,曰《诗》、曰《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之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他认为这些“虱害”是蛊惑人心的东东,“读书越多越反动”,这些信奉“虱害”的家伙们聚拢成群就会影响统治安全,还是“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来的妥贴放心,甚或强力重刑、杀伐四方来的简单、管用、痛快。

连坐、告密、酷刑、愚民、对文化灭绝的祖师爷、商老前辈给我们本就苦难深重的民族留下了极其恶劣的传统,其影响之深不知几何!费孝通老先生评价说“商鞅变法,增加了政府所做的事情,也可以说实现了政治的能力,结果国富民强,打下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商鞅在传统的批评下是被诅咒的,他个人的不得善终被视作天道不爽的报应。”(《乡士中国》)

社会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形态构成的,人的物质精神需求也绝不是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才能汇聚成百姓全方位的幸福感。优秀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对凝聚人心,维护国运长久永固,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应该过分苛求古人,就像未来数百年后的人们也不应无视今天人们的艰辛求索、渴望突破,而总是做枝节上、非关键处的断章取义。一代人有一代的业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讲:“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奋楫扬帆,激发了全党全社会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礼乐承续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这是对他国文化风俗、他人习惯讳忌的尊重,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动辄大呼小叫、踩踏留影、拥挤抢购,其无礼行为就不能不让人侧目非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叫“推己及人”。“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个‘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乡土中国》)循礼(或可叫有礼貌)就需要克制自身,不能由着性子来。“礼”,不是孔子的发明,因为孔子讲“周监(鉴)于二代(夏商),郁郁呼文哉,吾从周。”克己复礼,他要恢复、发扬的是“周礼”。我们惯常教育孩子要懂礼貌,见了人要打招呼,去了别人家不能横躺竖卧、抠鼻跷腿、乱蹦乱跳,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难道不需要对自我克制吗?!

鲁迅是反封建的真勇士,他曾将封建礼教称作“吃人的礼教”。身处新旧交替的变化时代,推翻过去那个民不聊生、愚昧粗暴、对人性无限压制的旧时代需要这样的决绝精神。但是那个扭曲的所谓“礼教”却绝对不是“礼”之本意。孔子曾与几个学生交谈,问各自志向兴趣,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三月,几个大人孩子,在沂水洗澡玩水,在舞雩台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多么自由美好的画面,孔子说,我喜欢小曾同学的兴趣志向。崇礼尚德与自由通达绝对不是对立不容的。

反封建、启蒙思想的先驱,杰出的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反对传统束缚,呼吁尊重个人合理欲望追求,斥责伪道学家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两面人。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天子庶人壹是无别”。可以讲,在当时的皇权压制统治时代,李贽的思想言论异常大胆,惊人心魄。在其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讲“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他提倡人要保持童心、初心、真心,维护“最初一念之本心”,从而做“真人”。“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也。”有些史官、臣子只是捡拾经籍中好听的讲与“圣上”,或者那些迂阔懵懂弟子只是将圣人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说与他人,但“其大半非圣人之言。”

洪武大帝建明朝,初读《孟子》中的“民贵,社稷次之,君轻”等章句时,心生惊悸,欲去其书,毁其孔庙配享。遭群臣力谏,甚至有以命相搏者。洪武帝没想到这些看上去皮薄面善的读书人竟如此决绝,只得命人重新删节为《孟子节文》,把那些不中听、不顺耳的话全都取消拉倒。在那些个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这样毁弃经籍或随意删节、唯存顺耳之言的事例很多。其恶果是造成今天很多的以讹传讹、一叶障目、以偏概全、视听混淆,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造成阻滞曲解。

我们不应该过分苛求古人,就像未来数百年后的人们也不应无视今天人们的艰辛求索、渴望突破,而总是做枝节上、非关键处的断章取义。一代人有一代的业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孔子复礼传道是痛心于当时天下的诸侯纷争、僭越成风、礼崩乐坏、民心无依。他反暴力、反恃强凌弱、反见利忘义、反朋比为奸,希冀重建彼时尧舜禅让、周礼淳厚的和合秩序,希冀实现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教,贫疾者有所抚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天下大同。其宅心之仁厚光明,鉴耀古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对于当时那些无德争强、无视民瘼民艰的君侯们来说,这些狠话,毫不过分。

许纪霖在其《脉动中国——50堂传统文化课》一书开篇讲“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现在才终于明白,‘传统’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中国传统内在于民族的生命之中,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什么是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随便取悦人),不辞费(不说多余的话)。礼,不逾节,不侵侮(不侵扰污辱人),不好狎(不与人过分亲昵)。”“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儒家典籍里有许多关于君子、小人(非完全为当下我们说的小人,有时指普通民众,相对于“士”而言)的定义说法,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等等。将君子有礼讲的最妥贴的,应是这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君子也。”天生质朴本性不加文饰节制,就显得粗野;过分以文饰压制质朴本性就显得虚伪,二者搭配得当(彬彬),才是有礼君子。从此句亦可看出,儒学之“礼”绝无压制人之天然质朴本性的意思。“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是恰当、符合规范之意。

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注重“差序格局”的“礼治”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讲: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他同时在该书中对旧时不“合式”甚至残忍的部分有着清醒的认识。“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缅甸有些地方,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式。我们在旧小说里也常读到杀了人来祭旗的军礼”。“礼”当然也应沿“合式”之途与时俱进,秦兵马俑以土筑为俑,已然是不依殷商“人殉”为葬制的进步。废缠足、剪长辫,今天我们整治春节放鞭炮、污染环境的陋习,倡导光盘节俭,都是对传统中不“合式”的抛弃。

多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始终聚焦“三农”工作,这是源于对中国实际,牢牢将粮食安全掌握于自己手中的清醒认识。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治理等工作部署中,有如下表述“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广积分制等治理方式,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推进农村婚俗改革试点和殡葬习俗改革,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完善耕读教育体系”等。这些表述,彰显了中央、国家层面佑护优秀文化传统和改造剔除那些不“合式”之陈规陋俗的决心。

许纪霖在其《脉动中国——50堂传统文化课》一书开篇讲“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现在才终于明白,‘传统’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中国传统内在于民族的生命之中,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或许你日用不觉,中华优秀文化传承早已融入你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的方方面面,散播着其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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