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文化遗存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亟待保护性挖掘。探寻京绥铁路车站站匾上“拼音”的历史痕迹，讲述中国铁路字码在中国“拼音”变迁的过程，以期铁路人能够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断开创中国铁路新篇章。

一

铁路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大型国企，在很多人眼里总有一抹神秘感。特别是行业内部管理中，那些留有岁月痕迹的东西，还是令人费解的。在铁路联控作业的“呼唤应答”中，将“1读幺，2读两，7读拐，9读勾，0读洞”，是源于军队对读取数字时，怕造成混淆而“规定”的读法。

那么，100多年前青龙桥车站站名的西洋“字码”又是怎么回事呢？

纵观京绥铁路（现京包铁路）现存的历史痕迹，细心的人可以发现，铁路沿线各站建筑风格不尽相同，站房的题字都是名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字体各有千秋，但是下面“担任配角”的西洋“字码”差异却较大。有的人说是英文，有的人说是罗马字母，有的人说是汉语拼音，甚至有的资料称其为“英译蒙语地名”。可是细细端详，用英、汉等方式反复尝试，找不出“拼写”的规律，其写法差距也较大。

京绥铁路的首段京张铁路开通前，詹天佑、关冕钧等工程实施者为各站题写站匾。詹天佑为西直门、清华园、张家口等车站题写了站匾。为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城和下花园5座车站题写了站匾，站匾右侧上方均写有“光绪戊申秋季”，也就是1908年秋季题写的，均配有西洋“字码”。从1908年题写“青龙桥车站”下面的“CHINGLUNGCHIAO”字样，刻有“中华民国四年六月”“堡子湾车站”下面“PUTZEWEN”字样，到1921年建成的白塔车站，站房上嵌有民国十年陈世华书（时任京绥铁路局局长）的匾额“白塔车站”“PAITA”字样，三个车站分别在京张段、张集段、集呼段，车站建成最长相隔15年之久，舶来的西洋文字难免有所“变异”。

事实上正是这十几年，经历了西洋文字的“变异”过程，三种字母都起源于西洋拉丁字母，真可谓是同宗不同族。经过反复查证文史资料考证，以及使用英文字母、汉语拼音进行简单对比，认为“CHINGLUNGCHIAO”是当时盛行的 “威氏拼音法”。因为，“威氏拼音法”是1867年英国人威妥玛—翟理思（后任英国驻华公使）等人开始合编的，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威氏拼音法规则。也有习惯将其名字译成托玛斯·韦德，又称为“韦氏拼音法”。“威氏拼音”的标音对象则是更有代表性和实用性的北京官话，虽然保持了接近英文拼法的一些特点，但是并不完全迁就英文的拼写习惯。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及事物名称外译之译音标准。

二

1906年春，在上海召开了“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会议决定，基本上以翟理思所编《华英字典》中的拉丁字母拼写法为依据，也就是威式拼音法。为了适合打电报的需要，会议还决定在“威式拼音”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此种拼音被称为“邮政式拼音”。此种用法，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继续使用，它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拼写中国地名时最常用的系统。由此可见，1915年前后建成的堡子湾车站，其站匾的题写应该用的是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的“邮政式拼音”。

“五四”运动前后，在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钱玄同、周辨明、林语堂、许锡五等也都提出了各自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推展国语教育。经过创始期，国语罗马字到了1918年至1925年为实验期，有些语言学家主张模仿西洋教士所创之罗马拼音符号以代表汉文，或辅助汉字发音，逐渐发展为国内各中文字典内注音、人名、地名等的标准译音符号。

1921年建成的白塔车站正处于国语罗马字的“实验期”阶段，这样看来，“PAITA”与前面的拼法不一样，应该是“国语罗马字”。也有人容易将威妥玛式拼音、邮政式拼音、国语罗马字混为一谈。事实上业界也在强调，邮政拼音并不等于威妥玛拼音，更不是国语罗马字，主要区别是在方言发音上，同时威妥玛式拼音多用于官话音，充其量数是“一脉相承”吧。

1928年9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化拼音方案——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由于种种原因流传时间较短，但是以注音字母影响最大，也给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建设浪潮中，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原则上决定采用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新中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了！这就是汉语拼音，并逐步取代了威氏拼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车站站房上基本不标注“拼音”了，只是在站名牌上有汉语拼音。到了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后，京包铁路内蒙古境内各车站的站名前标注“蒙古文字”， 成为一大特色铁路文化。如今的包头东站是由京绥铁路终点站——包头镇车站发展而来的。

几经完善，2020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印发《铁路线路、车站、桥渡隧名称管理办法》。在第十条关于车站命名规定中，要求“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使用规范文字。省级民族自治区内的车站，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文字书写规定，在站房和站名牌等并列该民族文字规范书写形式。”第二十二条，铁路车站名称的罗马字母拼写，除“站”字拼写为“RailwayStation”外，其他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然而，“RailwayStation”，这一句外来语就将老百姓俗称的“火车站”定格于一百多年中国铁路发展轨迹中。

说到京绥铁路，不能不提詹天佑。詹天佑虽然从小“留洋”，但是思想还是很开明、务实的。洋为中用的时代，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统一”。在修筑京张铁路时，结合实际使用苏州码子，就可以说是中西合璧的实用主义者的典范。大约在13-14世纪，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被国人称作“洋字码”，但由于我国当时记账所使用的为竖式账本，加之，当时的中国铁路工人对阿拉伯数字比较陌生，但对中国传统的数字——苏州码子最熟悉。国人已经习惯使用苏州码子，书写起来比较顺手、方便，所以詹天佑在组织修筑京张铁路时，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的苏州码子。根据《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中的记载，京张铁路全线开通时采用的标志，有里志牌、桥志牌、坡道牌、道拨牌和放汽牌共五种使用了苏州码子。这样，中国人建造的京张铁路满满是“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体现了清政府官办铁路的性质，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致使标注苏州码子的历史文化遗存，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码子牌停用，统一改为阿拉伯数字，此里志牌的阴刻被水泥抹平，其上被刷上阿拉伯数字，作为公里标使用。那块刻有“〣三上（33上）”和“〣二下（32下）”的标志，是京张铁路早期的“坡道牌”，表示该位置为1/33的上坡和1/32的下坡，恰好印证了京张铁路青龙桥人字形铁路的大坡道。

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苏州码子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产生于中国的苏州。据《中国通史》第八卷、第五节《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记载：“我国在商周时期已出现记数的符号，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记数和演算的数码。至唐代才开始用数码记数，宋元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其使用也更加普遍。”苏州码子，是中国数字文化演变的产物，是阿拉伯数字在我国广泛使用前的一种简便、快捷的记录数码。在商业、金融及普通百姓生活中特别是使用竖写账本的记账被广泛应用，因其形象性很强，上至官宦下至商贾和黎民百姓即便是文盲，也极易掌握，而且能熟练地书写，所以又被称之为“商业数字”。据说在港台地区的街市、旧式茶餐厅及中药房偶尔仍然可见，也仍能见到一些小商小贩用苏州码子的标价方式。随着阿拉伯数字普遍使用，苏州码子作为中国数字文化的一个代表，虽已逐渐消亡，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在中国数目记录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2023年元月，即将迎来京绥铁路全线通车一百年，回首过往，百年铁路无疑在铁路沿线“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述说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的变迁，让世人铭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铁路建设砥砺前行的艰辛，是京张铁路开启了中国铁路建设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迅速，对铁路这个开放行业的发展影响巨大。这正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地方，也是十几代中国铁路建设者，为后人留下的带有“民族特征”的文化遗产。（温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