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有个写日记的习惯，习惯养成了一般不好改。我写日记有个特点，那就是每天的日记要记满至少一页纸，这样，日后查找什么内容也容易。从1985年6月13日至2022年1月30日我已经记满了一百四十五册日记，在这些日记本的扉页上我都记下了索引、标注了我经历的或参与的重要事件和重要活动。

其实，我在读高中时就开始记日记了，只是在1982年10月我离家远赴六千里以外的呼伦贝尔边防当兵后，我学生时期的日记在辗转中遗失了，这也是一件憾事。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我在军列上就记了三天的日记，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感觉新鲜、明朗而辽阔。新兵训练、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下爬冰卧雪、执行任务的热血奔涌；1983年“严打”，驻地警力不足，从我所在的分队筹组，我被抽调做监狱的警卫任务；不久，又被抽调去中蒙界湖贝尔湖当渔兵三个月；再就是有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我集中精力学起了书法，一度还有作品刊登在《呼伦贝尔报》上，我的书法作品还参加过一次大型书画展览。那时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以致于一度中断了日记。直到有一天，下定决心坚持了下来。

我的日记基本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军旅部分。我先后在解放军、武警森林部队服役十四年，从士兵到军官，驻防的地方按先后顺序有呼伦贝尔、巴丹吉林、呼和浩特、哈尔滨、兴安岭、包头，工作岗位也多变，警卫员、班长、代理排长、司号员、放映员、报道员、军校学员、副指导员、中队长、指导员还兼有数家新闻单位的特约记者等等。二是地方机关工作部分，在税务部门一干就是二十六年，繁忙的征收管理工作之余，我潜心读书写作，这期间扮演过各种角色，行政领导、兼职教师、大学客座教授、筹备草原税收博物馆（两个馆）等等。三是刚刚开启的退休生活部分。

一

《悬岩边的守护》我称其为生态写作，成书的过程是这样的，从2009年1月开始我实施了一项生态修复计划，我带动身边亲人开始在家乡的穆纳山头道沟羊场房及周边的荒山上植树造林。这片曾经的山地草原是我父母亲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放牧的地方。在牧场的西南角有一眼泉，我起名为“霍勒金布拉格”（蒙古语意为“旺泉”），从古代或者更久远的年代里，这眼泉一直是这道被称为哈达玛尔的山谷中的亮点。老人们相传，在古代严冬季节河流冰封，这眼泉水却仍然汩汩流淌。1958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村里的百姓们就是靠着这眼泉水活下来的。在父母牧场东侧约四百米的地方，是一道壁立千仞的绝壁，悬岩之上是汉代五原县城遗址，赵长城遗址和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哈达玛尔驼道从它的脚下逶迤伸展，向北直达蒙古国、俄罗斯，向西可达新疆和中亚乃至欧洲。13世纪时，成吉思汗西征军团翻越穆纳山（今乌拉山）其中一路大军经过这里，给这里取名“哈达玛尔”（蒙古语意为“割”，因山高林密、灌木密布沟谷，大军难以通行，便刀砍斧劈，开辟通道）。从头道沟出山谷、站在小坝子上，今天的包钢厂区仿佛近在咫尺，纵目四望，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原野就在眼前。位于悬岩东南约两公里的地方就是哈业脑包村，“脑包”就是“敖包”。这里因两座相距不足四百米并列而筑的敖包得名，成吉思汗当年把穆纳山尊为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山，他出山口后在这里设置靶场并检阅过蒙古大军，这两座敖包是成吉思汗大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人，在1648年从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徙至此后，为了纪念先祖的业绩和校阅大军的盛典而建立的。

这样一处有着显赫身世的圣地，如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零落于荒野蔓草之间。当年森林茂密、水草丰美、泉水叮咚也早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代之而来的是各类矿山的开发，寂静的山谷被隆隆的炮声、铿锵的挖掘声、滚滚的车轮声取代，通往矿区的公路像一条拉直的卷尺般在山丘、峭壁、沟谷之间延伸，这片水草丰美的山地草原改变了颜色，山秃了、水没了、环境污染了、连老鼠也搬走了，遍布沟谷、弥漫山野的是沙尘和不知什么味道的气体……

看着面目全非的家园，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如熊熊火焰在我的胸腔中燃烧。我把几乎所有的节假日和闲暇时间都投入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造林活动中。

六年多的植树造林经历，我以自然之子的身份忠实地记录下所有的过往，我们用自己的辛勤劳作，倾尽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为家乡献上了一块儿“绿宝石”，大大小小二十余万株树木在这片残破的荒山上投下了绿荫。

二

一天，当我沿着植树造林踩出的羊肠小道心满意足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时，瞬间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

1969年7月1日的上午，经过长达三小时的跋涉，我们一家人随父母乘坐生产队的胶轮儿三套马车来到穆纳山腹地的宝格剔牧场放羊。由于陡峭险峻不通公路的地势保护了这片森林。在山脚下，峡谷里肥沃、平坦、狭长的土地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岩石，便形成了优美的山地牧场。那时的宝格剔牧场的山地如一座屏风，横亘在穆纳山腹地。群峰叠峦，苍翠多彩。它耸立在我眼前，碧空倒悬，森林沉默地汹涌。我站在制高点南圪旦，望着山谷两边的山林，仿佛走进19世纪俄国画家伊凡·伊凡诺维奇·希施金（1832—1898年）的油画《森林植物·秋天》的意境中：秋色浓酽，五棵直条、树皮黝黑的落叶乔木占据了远方的视野，远处是金黄色的稀疏桦树林，野塘漂浮着泡烂了的树叶和腐朽的黑漆树根，一叶小舟被弃在树林荒地，塘边的灌木有的树叶枯黄有的依然葱郁，菖蒲一丛丛，像是等待寒冬的来临又像是一切都无所畏惧，一棵常绿乔木隐在林中静默盎然。

宝格剔牧场就坐落在这条狭长蜿蜒的山谷中，宝格剔河依山谷环绕，由东向西而去。河约十余米宽，河床下凹，细细水流缓缓漫过凹床，积留出浅浅的河水。水流得太缓太浅，以至于听不见流水声，让人误以为，河床仅仅是雨水的一个去处。水若流得再缓些，水流就不再是水流，而是水的呼吸，水慢慢渗入沙子，不见了，隐遁了身形和光影，剩下一缕呼吸供养水草。与其说是河，倒不如说是溪涧，它太窄太没有河的气度。河奔腾千百里，水流滔滔，像一个较着劲说话的人，像乱群之马横冲直撞，像狂风席卷残云。而溪涧像藤，在山谷里缠绕；像叶脉隐隐可现。但它终究是河，只有河，才能容纳辽阔的暴雨。

在宝格剔的森林里，实际上，我们听不到暴雨声。我们听到的是树叶抖动声，雨珠敲在树叶上，树叶颤动一下，沙沙沙。沙沙沙，从每一棵树发出，像是一种对暴雨的邀请。山野震荡，气流从山巅奔下，会在深谷回旋。暴雨便旋转而下，一阵阵雨势压顶。也有看不见的河，针叶乔木如松树、柏树，雨水回到树枝，汇集在树干上，静静地流下。

所有的雨水，注入哈达玛尔河。只有河，才可以容纳森林；只有河，才可以吞吐山脉。河已不仅仅是河，而是一种巨大的吸纳和代谢。山洪滔天，河水迅速上涨，黄浊的泥汤一层层盖过去，浪头壁立。暴雨以摧枯拉朽之势，折断枯死的树枝，打烂碎叶，清洗每一种植物也塑造每一种植物。山洪卷走烂树根、断枝和即将腐烂的树叶。被风侵雨蚀的岩崖，在暴雨中开裂，石块坠入山谷，被河水卷上岸，被水磨圆，成了鹅卵石；而更小的石块被蚀成沙子，细细白白，一粒粒，如光的晶体。

暴雨之后，森林沐浴着阳光，面容洁净，蓬蓬勃勃。乔木挺拔而立，树枝呈塔状或垛状或冠状，向上、向四周伸长，油青的树叶散发光泽。山地灌木在河边或在陡峭的山崖或在坡地，抱团式生长，一蓬蓬，油油发亮。

我怀念宝格剔曾经拥有的生态环境。

三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kikos，意为“家”。“生态学”最早在1869年由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提出。他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生态学，指的是一种知识体系，它关注的是自然的经济体系——是对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的全部关系的探究，这首先包括的，是它与这些动物和植物之间友好的敌意的关系，它同这些动植物之间是直接或者间接进行接触的。总之，生态学就是对那些被达尔文称作生存斗争条件的复杂相互关系的研究。”

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利奥波德的《沙郡岁月》（1949）、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以及戴维斯的《浓烟似水》（2002）、威斯曼的《没有我们的世界》（2007）等作品，作为对自然生态的反思类型的非虚构文本，主要从生态主义和理想主义视角出发，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

中国的生态学之父是马世骏，已经去世。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蝗害的领军人物。毛主席说，新中国做了两大成就，消灭了血吸虫和蝗灾。徐刚一开始是以诗人的形象蜚声文坛的，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诗意书写人生的人，成为我国比较早、也比较集中地以纪实的方式反映生态受损现实的作家。他的《伐木者，醒来》《沉沦的国土》《长江传》以及他以诗的笔触描绘青藏高原的《大山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一个诗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人的“诗意栖居”环境沦丧的痛斥与反思。

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生产活动联系是生态学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科技的进步和人类的人口膨胀，化学在生活中的泛滥，人类无止境的开发，人们对大自然逐渐失去敬畏之心，竭泽而渔，无限索取。有毒的工业废物进入我们的生活，登堂入室，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净能力及人的承受能力。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乱砍滥伐、乱捕滥猎、乱采滥挖，造成自然资源几近枯竭，工业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虎视眈眈。生态学的研究开始关注这些，而生态文学的关注是与时俱进的，同样是思考和书写这种种的人类行为和地球乱象，并寻找解药。

四

中国文人的山水趣味和隐逸情怀就是自然理想。《楚辞》《诗经》中的草木，唐诗宋词中的山水，如果离开了这些，还有《楚辞》《诗经》，还有唐诗宋词吗？谢灵运、陶渊明、王维这类被烟霞喂饱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就是典型的自然写作。而我们如今对自然的热爱，对山水神灵的敬畏，已经被遗忘，被遮蔽，被扭曲。重新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对山水和动植物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是生态文学抑或自然写作的当务之急。

要知道，人类向大自然获取的资源不仅仅是蛋白质，不仅仅是动物的身体的各部分，还有更美妙的鸟叫、蛙鸣、虫吟、兽吼。归根结底，人类有一个精神需要存在，本来是滋养我们精神的，却成了我们牙缝的残渣。我们应当遵惜人与各物种的相遇，互不干扰，互相尊重。如果我们把地球的资源当作杀戮凌辱的对象，必然打破自然的平衡，遭到上天的惩罚。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看似主宰着地球，但人如果存有对自然殖民的心态，便是愚蠢的。大自然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有着自己的尊严。一个印第安酋长说得好：如果世界上所有的野生动物不复存在，人类将从这无尽的精神孤寂中死亡。

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自然写作”的元素，庄子有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这些都可看作是最早的中国人认识与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关系的表述。

生态文学并不是科学报告，而是浸润着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形象书写，充溢着浓郁的“人”之忧思。

森林是我们人类古老的乡愁，是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故乡。人类对天空、荒野和自然的遗忘已经很久了，甚至感觉不到远方森林的生机勃勃。那里藏着生命的奥秘和命运的答案，人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更多的生命还没有像人类那样从森林中走出来，它们成为了最后的坚守者。人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终将回到森林中去，我坚信这一点。（贺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