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路生梅大学毕业只身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从医。看到这里群众缺医少药，路生梅许下承诺——“要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53年来，她为众多患者解除痛苦，为这个落后的小县城建立起第一个正规儿科，还自愿“超期服役”，一直坚持义务接诊守护群众健康。

“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1968年，出生于北京的路生梅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24岁的她被分配到陕西佳县工作。她服从分配的理由很简单：“我是祖国培养的。祖国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佳县位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这里沟壑纵横、环境恶劣，贫困程度很深。当地医疗条件也十分落后，两排墙皮脱落的旧窑洞就是县医院，相当于华北地区一个乡镇卫生院的规模。

“我专业是儿科学，但是这里还没有分科。病人听说是‘北京来的大夫’，就觉得你什么病都能看，眼睛里都是希望。”为了不让病人失望，路生梅在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各种医学知识。白天坐诊、出诊，夜晚在油灯下看书、记笔记，成为她生活的常态。

“除了内外科、儿科，我还学会了妇产科、皮肤科技术。不少老乡习惯看中医，我又自学了针灸。”就这样，“准专科医生”生生变成了“十八般武艺皆通”的全科医生。

“这里需要我，我抛不下这里”

离佳县人民医院不远的一处背街小巷里，有两口窑洞，是路生梅的家。她家中陈设简单到寒酸：一铺炕、一个木质沙发、三合板的书桌、门扇掉落的衣柜……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刚来时也没想到能在这里安家，一待就是一辈子。”路生梅坦言，有段日子，走与留，在心头反复掂量。她到底还是没能割舍这片黄土地，因为“佳县实在太落后，太缺医生了”！

当时这里一些群众生病往往不去医院、不找医生，而是请“神婆”驱邪。一次出诊路生梅看到：土炕上的病人已经昏迷，“神婆”还在装神弄鬼、念念有词。这一幕让路生梅震惊。

“病人神志不清了，再耽误下去可不得了。”情急中，路生梅说服家属同意她给病人诊治，最终她用针灸使病人清醒过来。“我也捏了一把汗，就怕这一针下去，病人还是不能清醒，那不仅救不了人，还争不来家属信任，他们以后还会相信‘神婆’。”路生梅说。

还有一次，她徒步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位待产妇家中，进门时，眼前的一幕让她格外痛心：产妇已经生产，却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家人担心产妇休克，就用手拽着产妇的头发。另一名家属正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脐带。“慢着！”路生梅冲过去夺下剪刀，一边向家属解释，一边迅速拿出消毒器械，给孩子断脐、包裹。

“我决定要留在佳县，这里需要我，我抛不下这里！”在做出决定后，路生梅郑重地把“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写进思想汇报。

扎下根来的路生梅更专注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为了挽救更多小生命，路生梅又着手创建独立的儿科。1983年，佳县人民医院首设小儿科，路生梅成为首任儿科主任。

“我就像风筝，线永远在病人手中”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同龄的大夫要么含饴弄孙，要么被其他医院返聘。路生梅医术精、人品好，很多医院争相高薪邀请，她一一拒绝。路生梅仍然选择在佳县工作，但却是免费义诊。“国家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我不缺钱，不能再拿另一份钱。”

佳县人民医院一间几平方米的房间是路生梅的办公室，这里常常挤满患者。路大夫的患者中，不仅有佳县本地人，还有许多来自周边县区，甚至黄河对岸山西省的患者。“路大夫看得好，我们放心。人好，从来不起火（有耐心）。”53岁的樊振宁带着小孙子来看病，“我小时候就找路大夫看病，我们家五代人都找她看过病，半个佳县城的人都找她看过病，我们信她。”

除了在佳县人民医院、佳县中医院轮流坐诊，她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有的病人白天上班，下班后才能过来，路生梅也不推拒。路生梅的电话号码更是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只要有人问，她就告知；只要来电话，她都接，一时没接上有空就马上回拨，“万一是急病呢？一点不能耽误”。

个头不高、身形瘦削、身板笔直，和年轻时没什么差别；但乡音已改，鬓发花白，皱纹爬满了她的面庞。50载已过，路生梅仍在“超期服役”。有人粗略估算，仅退休后的20年里，路生梅义诊的患者超过10万人次。

50多年来，除了外出培训、回京探亲，她几乎没离开过佳县。“我回京探亲时，电话还是一直响，都是病人来电，问我啥时候回去。”路生梅说，“我就像风筝，不管在哪里，线永远在病人手中。”

新华社记者 姜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