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王家大院，是一座叹为观止的清代民居建筑。

土右旗的王家大院，则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母亲故事。

土右旗王家大院又叫王老太太故居，位于土右旗美岱召镇河子村。走进王老太太故居，百年前的风风雨雨已经归于平静，院中高大的海棠树已不见踪影，一棵80多年树龄的杏树和60多年树龄的榕树却长得异常茁壮，与王老太太的曾孙王小利一起，守护着这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小院落。

三建王家大院

这个小院先后兴建过三次，第一次建于清末，1916年被土匪卢占魁匪部烧毁；第二次建于上世纪20年代，1940年被日军销毁。之前的王家大院是占地1000平方米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分前院和后院。现在的王家大院是土右旗政府在2007年投资300万元在原址上恢复修建的。

故居

王家大院的主人王老太太本名乔培玲。1902年，19岁的乔培玲与美岱召镇河子村的王建业结婚，成为王家大院的女主人。

清末民国的绥远地区，社会动荡、匪患连绵。1916年，土匪卢占魁部洗劫了河子村。当时，王建业景泰蓝做的马鞍子和白银做的马嚼子引起了卢匪的注意。穷凶极恶的卢占魁匪部将王家大院洗劫一空，并将男主人王建业打死在了自家的菜窖中，又放了一把火，烧毁了王家大院。

那年，乔培玲年仅31岁，家庭的重担从此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由于年轻守寡，为了避嫌她就雇佣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当长工。乔培玲亲自带着这些小孩子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头劳作。经过数年辛勤地耕耘，王家又恢复了昔日的家业，并建起了规模考究的院落。

当时新建成后的王家大院四周建有高墙，墙上涂有白灰，朱红色的大门，门口有青砖影壁，分前后两院。前院曾作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活动的地方，后院有房舍十余间，是长工们居住的地方，附带一个果树园子。

三子投身革命

王老太太有三子一女。

老大王培玉，1940年来到大青山革命根据地。1941年冬天，他在下山为伤员采购药品和食物时遭遇日伪军而牺牲。

故居内展厅

三儿子王如玉，16岁越级考入北大，是三兄弟中最早与共产党接触的人。但在1940年以后不幸失踪，他牺牲的时间和地点至今无从考证。

二儿子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7岁在绥远省中山学院读书时，结识了刘深渊、杜如薪、苏谦义等进步青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1年，王经雨不满校方的昏聩辍学回家，并与美岱桥村的革命青年刘深渊交往甚密。

1940年春，党组织将美岱召一带几个游击队小组合并，成立了萨县抗日游击队，王经雨任队长。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王经雨带领萨县抗日游击队英勇顽强地活动在九峰山一带，先后组织参加了柳树淖、陶思浩等较大战役30多起以及不计其数的小战争。在整个大青山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王经雨任萨县第一任县长，1955年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1956年王经雨转业到地方，先后任中共乌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干部文化学校党委书记等职。

大院成革命据点

1938年秋，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到达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先后派于源、刘启焕、王弼臣等同志到土默川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具有高度爱国热情的青年王经雨、刘深源等率先入党，王经雨打入伪民团赵明亮中队进行策反，并筹划组建游击队。从那时起，王老太太就积极支持并参加到了抗日救国活动中。

王经雨的同学杜如薪是最早在王家大院开展地下工作的军政人员，1934年在王老太太的掩护下，以王家为据点秘密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8年秋，王弼臣、刘启焕、于源等人相继来到王家大院开展地下工作。其中王弼臣长年化名李国英，以长工的身份为掩护，长期在王家大院活动；刘启焕是王老太太的义子，也是王经雨入党的介绍人，他化名六四小，白天以货郎的身份四处活动，晚上回到王家大院休息；于源是大青山支队敌工科科长，他以日伪军的身份来往王家大院与周边的村落。

王老太太家有两处宅院,分前后两院。前院是四合房，上有避风墙，很严实，南边通过马圈有个不显眼的小门，北边墙旮旯里有个通往后院果园的小门，果园里有个1米深、1米宽、2米长的地窖，顶上覆盖着柴草，窖里藏着地下党的宣传材料。地下工作人员在窖里或者前院开会时，王老太太常常守在外边站岗放哨。

王经雨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在一次惩处汉奸特务的行动中暴露了身份，只好离开自卫团，上了大青山。1940年，日伪军到处搜捕王经雨未果，一把大火烧毁了王家大院。

当年，王家是周围有名的大户人家，有2处房院，5顷水地，5辆马车，骡马、驴、牛、羊成群，树木3000多株。王老太太毫不犹豫地变卖了大部分家产，资助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全家转战大青山

为了免遭日伪军的迫害，王老太太带着儿孙们去了呼市，投亲靠友，东躲西藏。

得知王老太太的处境后，司令员姚喆指示游击队指导员杨思华，派人将王老太太全家接进山里来。

1940年春天，56岁的王老太太带领大儿子和孙子、孙女全家人上了大青山，和游击队一起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

在大青山上，游击队生活非常艰苦。日寇不断对大青山进行“扫荡”，部队的给养有困难，吃不饱，穿不暖。部队也经常被迫转移，王老太太一家有时被单独隐蔽在悬崖山洞里，有时同军政机关和游击队一起行军转移，情况紧急时多在夜间转山头。

大青山悬崖陡壁，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年轻战士行军也颇感艰难，对一个年近60岁的小脚老太太来说困难就更大了。但是王老太太总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佩和赞扬。

游击队在山上条件好时，吃一顿煮麦粒就是美餐了，有时吃野菜粥，有时吃炒大豆、炒扁豆、炒莜麦。王老太太每吃一粒大豆要在嘴里含很长时间，直至用口水将豆子泡软才能咬得动咽得下。两个孙子有时用牙咬碎、有时用石头砸碎让她吃。如此艰苦的生活也没有动摇她的革命信念。有人问她：你家生活富裕，家大业大，出来受这份罪干啥？她说:“死也不当亡国奴，打败了日本鬼子，我们就会苦尽甜来，就会过上好日子。”

游击队里的好后勤

王老太太不仅经受着艰难的游击生活，而且在精神上也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女儿王培凤病故在神池县，孙女王友梅1940年病故在大青山上，年仅19岁。

1941年秋天，由于游击队里出了叛徒，环境越来越恶劣，部队战斗频繁，绥西专署将王老太太一家及部分伤员送到归武县，由她大儿子王培玉照顾。王培玉在为伤病员弄药品和粮食的路上，遭遇日本鬼子，牺牲在毛不浪梁上。王老太太忍下悲痛，说：“国恨、家仇，早已让大娘铁了心，儿子们干不完的事儿，孙子们接着干。”

王老太太是一位勤劳的老人。在武归县时，她带领几个孙子、孙女，同杨植霖同志的母亲、姐姐一起，把征来的羊毛加工成套子，搓成毛线为同志们做冬衣。还经常给同志们拆洗缝补被褥、衣服。谁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只要被她们看见，非给缝好不可。同志们都称她们是游击队里的好后勤。

1942年底，敌人“扫荡”更加频繁，县政府也经常转移。为了保证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的安全，上级决定将她们送往山西偏关县解放区。

1942年夏，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带着姑娘和孙儿们先后到达偏关。当时因为敌人封锁严，部队的给养困难，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敌人来了就打仗，敌人撤了就生产。王老太太和杨老太太与战士们同生死共患难，60岁的白发老人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她们纺线织布，看孩子，种菜，种瓜。

从1940年春天，到1949年全国解放，王老太太的足迹不仅遍布大青山地区的山山水水、坡坡岭岭，更踏遍了晋西北黄土高原的偏关、平鲁、左云、右玉、朔县、神池、五寨、岚县、兴县等县。还奔波在清水河、和林、凉城、丰镇、集宁、卓资山等地区。

大儿子王培玉牺牲、三儿子王如玉失踪、孙女友梅也因部队缺粮少药病饿而死，失去亲人的打击一次次地压向了她，泪水也一次次打湿了她的衣襟，但她仍像九峰山上的松柏，不畏风雪、岿然挺立。

延安来的记者根据王老太太的经历含泪写下报道《革命的母亲》，她的故事从此传遍了整个晋绥根据地。

1966年5月，王老太太在家乡病逝。她毁家纾难，带领全家参加抗日斗争的感人事迹，至今还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

(文/记者 姬卉春 图/通讯员 李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