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纯祥（右）与我国航天总设计师王永志青年时代的合影

人物简介

安纯祥：1932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新城县。1953—1954年，就读于北京俄专，1954—1959年，留学苏联基辅工学院和莫斯科钢铁学院，1959年10月来二○二厂工作。先后任工段长、分室主任、主任、生产处长、厂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厂长等职，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核工业部、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他幼时以优异的成绩，从河北一个小乡村考入著名的北京二中，和著名作家老舍之子、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是同班同学。在上北京俄语专科学校时，与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在一个党支部。在苏联留学时，与后来成为我国航天总设计师、被国家奖赏500万元的王永志是同班同学，至今还是好朋友。安纯祥回国后，为了我国的核事业，隐姓埋名来到地处塞外的二○二厂，在这里，他与他的同事们在我国第一个核燃料元件厂创造了不朽的辉煌，尤其是他几十年前带领一个由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组成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在一个经过改造后的仓库里研制出原子弹的核部件，为我国原子弹的如期试爆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带领的团队这种迎难而上、敢于攻关的精神，被罗瑞卿大将高度赞誉为“仓库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二○二厂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二○二厂宝贵的精神财富。

身材高大的安纯祥，如今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但仔细观察，至今仍可看到他当年在国内及留学苏联时担任校篮球队主力队员的影子。

记者：

安厂长，您从苏联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二○二厂，一转眼已60年过去了。您带领着一些人创建了名垂二○二厂史册的“仓库精神”，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二○二厂的人们去艰苦创业、勇攀高峰。您给我们把您的经历讲讲好吗？

安纯祥：

我出生在农村，现在的河北省高碑店市，原来叫新城县。它介于保定和北京之间，离北京高速才90公里，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我家是在乡村，高碑店往东30里地，当年高碑店也就是个小乡村，真正的县城是新城县，那是个老县，高的城墙，护城河。解放军1946年1947年围城，打新城县，都没打进去。我家就在离县城十几里地的一个农村，也不大。我1932年生人，5岁的时候正好“七七事变”，那时候我们那儿没有学校，连小学都没有，只有县里有一个小学，那是1941年以前的事。我们那儿是游击区，我还当儿童团员，我是跟我一个二伯父，他也是农村的，念一点《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1941年，离我们那儿三里地成立了一个小学，小学老师是新城县的高小毕业生，那就相当高级了，没有中学生。

记者：

高小就是5年？

安纯祥：

高小6年。我8岁才上小学，我没上一年级，从二年级上，上了3年小学，正好1944年，离我们那儿8里地的一个大村子成立了一个高小，有一个五年级。老师带着我考去，反正学得还可以，就考上了。那个高小往北边离我们家8里地，那时候才十来岁，带点玉米面、咸菜，有四五个老师，我们学生也四五个人，有两三间屋子，我们几个人住一间屋子，上了一年学。1945年日本投降，我就失学了。我那个小学老师挺好，他就撺掇我父亲说让孩子上学吧，也花不了多少钱，我给你说说找个学校，别把孩子耽误了。他就找那个学校张校长，很有名的，在新城县太庙里头是个学校，孔夫子庙，后头有个大殿。他一说老师同意了，但是没有宿舍，正好我有个叔伯姐姐在县城北关里头，她就有两间房子。当时我也没地儿住，就和临街的一个老头，我们俩住在一个装草的屋子里。后来又在饭馆跟三个伙计一块儿住。最后实在不行了，只好跟我姐姐她们住去，在一个屋里住，从家里带点棒子面，上我姐姐家里去吃。到了我们快考学的时候，北京到高碑店的火车都没了。我当时也没钱，家里穷，身上带了几毛钱我就走了，家里也不知道，跟我们同学，雇了一个私人的大敞车。

记者：

马车？

安纯祥：

不是马车，是汽车。一个人花两三毛钱，大家挤着，下午走的，晚上到了涿州，才走了50里，第二天才到的北京。人家告诉我们地点在北京市七中，在学校里住，吃的窝头大咸菜，喝的菜汤，不用花钱。学校是市里的，男中7个，一个年级也就招两到三个班，女学生是四中。市里学校的收费很少，我考上3个中学，六中、二中、三中都是市里的，好在那时候我学习还比较好。考上市里学校的我们有4个同学，有两个上六中的，有两个上二中的。我是三个中学都考上了，因为当时知道二中好，所以我就上的二中。一个班有两个免费生，因为家里困难，我是免费的，学习好的还有奖学金。市里学校学习很厉害，我们二中一年级招了3个班，一共180人，老师相当好，都是有名的，什么三角胡、几何王都是相当厉害的老师。上了一年半就解放了，马上就有助学金，管饭，不用花钱，3年一评，我是没有问题，班上都知道我是穷学生。我们入学的时候招了180人，到一年级结束开除了80个，学习一门不及格就开除。刚解放，美国不是完蛋了，苏联那时候支援咱们中国，学英文就改成学俄文，因为跟苏联好嘛。我当时在学校学习还是可以的，入团很早，1949年6月份我就入团了。上学当然是共产党的学校了，助学金5块9毛钱。等到了初三毕业，学生哪有多少钱，都报考中专，东北需要人，东北解放得早，有好多中专学校，我就跟学校说我也考中专，家养不起了，家里挺困难的。学校有点舍不得，就劝我放了假先回家种地。正好我初中毕业北京市统考，学校说你不用统考，保送你。就我一个。我是学生会的生活部长，那时候给同学们办事积极性真高。 后来就考大学。考大学时我基本上没什么负担，像我们这些学习好的考清华北大基本上没问题，全国统考，那时候考大学的是8万人。结果一考考上了，填志愿当时，连清华都不愿意填，我当时报的是航空学院和北京工业学院，还有北大化工。后来录取通知书来了，说我被取上留苏预备班了，是留苏预备生，叫我回去检查身体。回学校一看，我们100人左右两个班取上了13个留苏预备生，全国取上大概2000，一半是高中毕业生，一半是高一学生。过了些日子通知开学了，就在现在的北京音乐学院，那是我们的俄专，去上学的大概有2000多人，刷得非常严，我们13个人录取了4个。

记者：

又重新选一遍？

安纯祥：

体检，政治审查，查三代，可严了。上学以后还审查，身体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学习没问题了，政审还要审查。结果我们去了4个。老舍你知道吧？

记者：

就是那个著名的作家？

安纯祥：

作家，他儿子叫舒乙，我们一块儿的。

记者：

你们是一届？

安纯祥：

我们是一届一个班的，还有一个姓于，北京的，还有一个。上了一年以后又审查，去苏联才真正定了，才公布。我们四个人有一个留下一年，给他留了一年，可能审查没有结论。我们都走了，还有一部分没走成。

记者：

政审或是体检不行的？

安纯祥：

不知什么原因，像王永志就没走，就是国家最高奖赏500万那个，七机部一院的院长，火箭主要是他搞的，上天飞船的总设计师。

记者：

王永志就是这回神六神七的那个？

安纯祥：

他是总设计师，原来一院的院长调到国防科工委任科技委副主任，以后很快就把他调到装备部负责整个上天。

记者：

他跟您是同学？

安纯祥：

不但是同学，我们俩非常好，我们是一个班的，是27班，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班长。他上了四年大一。

记者：

大一就上了四年？怎么不往大二升呢？

安纯祥：

他在航空学院上了一年大一，他大一去的，然后上这儿第一年还没出去，又上了两年大一，后来到苏联去还得上一年级，上了四年。他学的航空，他航空学院毕业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

记者：

他们就是国务院表彰的。

安纯祥：

对，国家表彰的，一共不到10个人吧。每年2个，他就是其中之一。除了钱学森，就是他了。

记者：

舒乙那会儿跟您不是同班？

安纯祥：

舒乙是在俄专上的，学的木材加工。中学我们也在一起。

记者：

跟他不是一个班吧？

安纯祥：

好像他是甲班，我是乙班，都很熟，我们在俄专又是一个班。当时我们在27班，28班就是高干子女。刘允若是28班，我们一个支部。刘允若跟农民一样，老实着呢，那时候的高干子弟对自己要求也特别严，根本看不出来，都是自己考上的。

记者：

刘允若是刘允斌的弟弟。

安纯祥：

嗯，我们俩也认识，不太熟。最后我们这些人13个减去4个还留下9个，自己挑志愿，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因为考得好，考哪儿也能考上。俄专生活好，吃得好，我们是17块钱的助学金，都是白面，鱼呀肉呀，那时候17块钱相当多。学政治，学俄文，别的基本不学，有俄文老师和中文老师，学了一年就走。1954年的八月十五我们就走了，有1000多人。

记者：

1000多人，那就是专列？

安纯祥：

专列。1000多人留苏，第一次大批地出国。

记者：

安厂长，你们走的时候有没有中央领导去送？

安纯祥：

走的时候倒没和领导照相，教育部的司长给做报告，习仲勋还给做了报告，还有徐铁民给介绍苏联情况、注意事项，当时很严的。当然这些学生自己也要求很严了，留苏嘛，都是国家派去的。

记者：

都是精英人物。

安纯祥：

在满洲里停了大概3天，然后苏联的车就接我们来了，也是专车，4个人一个屋子，上下铺，相当于咱们的软卧，就到了莫斯科。

记者：

那要坐火车还远着呢，得走十几天吧？

安纯祥：

我记得大概是走了13天。

记者：

在赤塔你们停了没？

安纯祥：

经过赤塔。在莫斯科有大使馆组织留学生接待，领着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3天，人家给做了做报告。当时一到莫斯科觉得真好，高楼大厦的建筑，另外它那个农业展览馆真漂亮，人家的水果一棵树上结好几种，咱们都不懂。参观克里姆林宫、列宁墓，我们一些人分在了索契（实指基辅，作者注），不在莫斯科。

安纯祥（后排右二）在苏联求学

记者：

基辅离莫斯科远不？

安纯祥：

火车将近一天一宿。基辅那个城市更漂亮，因为战后都是重新建设，那是苏联的花都、欧洲的花都嘛。街道、花园都是花啊树啊，建筑也都是新的，老的都没了，苏式建筑都是尖尖的。在那儿待了一年。我们所在的基辅工学院是个大学校，非常有名的，1万多人。

记者：

基辅工学院是比较出名的大学？

安纯祥：

出名的大学，宿舍也挺好，就在学校里头，生活条件比莫斯科好。当时俄文根本不行，听不懂，可累了。咱们学的中文比他们还高一点，物理化学什么的，最后没办法给开小班，单独给我们开班讲半天。“五一”游行还请我们在主席台上观看。那儿的河也很好，就在边上，夏天真漂亮，我们还游泳去。结果到了一年级结束，大使馆发出通知，调我们6个人到莫斯科学习，因为基辅工学院再好，它的师资力量也不如莫斯科。我们4个人到钢铁学院，2个人到有色金属学院。钢铁学院人特多，那时候不是讲究钢铁，苏联第一个重工业就是钢铁嘛。我们的校长就是教育部长，教授特多。学校可不怎么样，比基辅工学院差远了，但是它师资好，学习条件好,它是莫斯科五大名校之一。有色金属学院也不错，就是曲国方他们那个学校，他比我们晚一届。钢铁学院中国学生不少，我们基辅工学院中国学生也不少，有几十个，还有建筑学院有一个。这两个学校中国人多一点。曲瑞亭就是建筑学院的。

记者：

曲瑞亭是在那儿毕业的？

安纯祥：

我们走了他去的。

记者：

金志清是哪儿的？

安纯祥：

金志清是莫斯科大学，他也比我晚一届。计秉贤比我早一届。钢铁学院学生宿舍是两个人一个屋，房间小点。上学得坐车，不几站就到了。过了一年，我们就到石油学院宿舍，离大使馆不远的大楼，那就好了，4个人一个屋，那房子相当好了。在钢铁学院上大二，刘允斌就是钢铁学院毕业的，当时我不知道，人家早啊，因为他已经上莫斯科大学研究生了。张永禄也是我们学校的，他是研究生，没毕业就把他调到核工业部。我们学校人很多，百八十个人，五个年级嘛，还有研究生。我在莫斯科当学生会副主席，实际上是主席，正主席没露过面，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也上业余大学，他都不管。学生会的事也不是很多，当了3年的学生会主席，我在那儿入的党。

记者：

您在苏联就入了党？

安纯祥：

1957年嘛，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好，我们那个教务长专门管中国人，有求必应，我们都有点特殊化了，有什么要求都答应。每次学生一走她哇哇地哭，学生也哭，真跟自己的妈妈一样。我们那阵的感觉就是到苏联太自由了，一放假学生到处乱转，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去玩了。学校还给组织玩去，从莫斯科先到伏尔加河，再到南边的大海。

记者：

坐船？

安纯祥：

坐船旅游嘛，还经过顿河，走了十多天，一边走一边参观。回来我们还可以再实习，给你找工厂，非常照顾。到了哪儿，要碰见苏联人，特别是苏联老太太，可亲热了，尤其她那儿子到过中国的，中国对他们待遇好，“上我们家吃饭去”。非常好。我们还碰见过张闻天的司机，大使馆的，张闻天走了以后，他就留在苏联了，在乌克兰碰上了，他开出租车。他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说是呀。他说我也是中国人，我是张闻天的司机。哎呀这个亲热，“走，上我家吃饺子去”。在乌克兰我们实习，见中国人可亲热了。反正苏联老是照顾，实习也去好地方，我在东部钢铁厂实习。在苏联实习，你可以劳动，给你工资。

记者：

还挣工资？

安纯祥：

挣工资啊，我实习都挣工资，实习照顾，还可以回国。当时给我们发钱，苏联的500卢布给我们，相当于2500块钱。1块卢布换5块人民币。

记者：

在那儿比国内生活好多了。

安纯祥：

好，都是自己做饭，锅碗瓢盆什么都有。

记者：

安厂长，你们上学期间中途回过国没？

安纯祥：

回过。我们几个在东边实习，学校照顾，要回国，在大使馆办了手续，有护照就行了。我挣了五六百卢布，回去还交给大使馆300卢布。那时的思想不一样，“三机”都不买，照相机可便宜了，不买。回国后好多人还交了呢。

记者：

买了的也交公？

安纯祥：

交公。当时不提倡买“三机”，收音机什么的，听党的话嘛。我两次实习挣了有上千卢布，交了大使馆起码有500卢布。苏联还有个好处，它那个学习气氛特别浓，学生很活泼，性格很直，吵了架马上就好，不计较。

记者：

在苏联那会儿您和乌杰不认识吧？

安纯祥：

不认识乌杰，乌杰是在列宁格勒，比我们晚一年。他哥哥也是留苏的。

记者：

他大哥是布赫。

安纯祥：

他大哥当过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嘛。我实习了三个厂，一个是哈尔托夫最大的拖拉机厂，还有一个是四年级时在乌克兰实习的，也是一个大钢铁厂。

记者：

您的论文题目就是《汽车的曲轴锻造》。

安纯祥：

这是论文题目，结果答辩的时候比较容易，说我没问题，肯定是5分。按照苏联的规定，我们毕业就是工程师，毕业证书是冶金工程师，咱们国家当然不承认。有这个工程师在苏联工作不一样，它大学毕业合格就是工程师。

记者：

那就相当于咱们的助工，还是跟咱们的工程师基本一样？

安纯祥：

不，跟咱们是两回事。咱们的工程师相当于行政职务了，它那个是学术上的职务。研究生，他们就叫副博士，博士很少。

记者：

就是呀，博士咱厂就没有？

安纯祥：

肖子常就是博士，你不知道，一室的，后来走了。

记者：

像刘允斌、李妙秀都是副博士。

安纯祥：

副博士。不过他那个副博士挺高的，三室还有一个。

记者：

徐炳昆？

安纯祥：

可能是他，咱们厂连刘允斌，三个。那阵我们不愿意考研究生了。

记者：

你们已经在苏联上了五年吧？

安纯祥：

五年，俄专一年，一共六年。国家有个规定，留苏生工龄增加两年，我工龄算1957年参加工作。因为国内是四年毕业，我们是六年。毕业以后我那个俄文老师还给我来信，我也没给他回信，都断了。回国以后不让回家，“十一”放了一个月的假才让回去。在国外那么多年，得武装思想，当时康生来做报告了。

记者：

我看您照片里有康生。

安纯祥：

我们结业了，在中南海照了个相。

记者：

这里除了毛主席，好像都有？

安纯祥：

对，大部分都有。毛主席可不容易接见，本来那年“军管”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开了两个月的会，等着毛主席接见，家里忙，我说我不待了，结果就回来了。总理接见了，不能老等着。回来以后填志愿，我们基本上都填的是服从国家分配，我分配在重工业部，原来我是重工业部保送的，所以分在重工业部。那时候叫二机部的十二局，就是矿山系统的那个局，二○二厂属于十二局管。所以休息了一个月自己就来二○二厂报到了，当时还没有楼房，只有单身宿舍刚盖上，1959年嘛。

记者：

就是三四五栋楼？

安纯祥：

三栋楼、四栋楼、五栋楼盖了，六七栋还没盖。我分在一车间。七八个人一个屋子。来的时候要求可严了，每天早晨6点钟，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在单身宿舍听新闻联播，民兵出操。第一个年就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原来咱们大食堂边上有一大堆的垃圾，厂里出了几辆大卡车，上午所有的干部拉垃圾，大家的干劲可足了，穿的棉袄上都是土，回家洗洗就完了，哪有澡堂子。精神状态不一样，还有土豆大会餐。

记者：

土豆大会餐是1961年？

安纯祥：

1959年。1960年也是土豆大会餐，不止一次。挨饿嘛，一过节肯定拉肚子。饿得太厉害了。

记者：

过节有好吃的使劲吃。

安纯祥：

猛吃，一吃就完，没有不拉的。到了厂以后在哪儿办公呢，就在回民食堂那儿的平房，没有办公地方，厂里都没建成呢。一人一个保密袋，那阵保密特别严。我在一车间是四段的负责人，精炼轧制是一个工段，密封包装是一个工段，我们可以互相看资料。化工的龚宜权他们那些人不能看我们的，我们也不能看他的。三车间就更不用说了，我好几年都不知道三车间是干什么的。一年以后，厂区办公楼才盖起来。那阵的思想可不一样了，我回来早点，一年实习期就叫我当四段的工段长，计秉贤是副段长，马占山是副段长，丁福柱是副段长，搞点职工培训，然后工人就种地了。1961年氢弹要上马，我当时在办公室跟着洪景荣，他那会儿抓一车间的安装，四段也没多少事，还靠后呢。先抓化工，就帮着最早的那个老专家、老化工，叫什么的？

记者：

杨道亨？

安纯祥：

对，杨道亨，以后就是洪景荣。洪景荣我都教过他们俄文，他们不是要出国吗。他们1961年找我，说找个锻造的，正好用上了，学钢铁也一样嘛，叫我找袁国初。

记者：

还有袁国初、林福善、郭正阳？

安纯祥：

郭正阳是工人，他给开的锤。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张发友，他是工段的，林福善是个老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我一辈子一直是要求自己严，我带头不要评奖呀升级呀，我当厂长还不如副总工程师刘锡林工资高呢，后来他退休比我还高半级，原来我们俩一直一样，我是厂长我不能呀。你看那么困难，我给大家升了三级半的浮动升级，我就没那么高，我的家属就更不用说了。当时要求自己非常严，必须带头，不能叫群众议论。当厂长的时候我的家门是随时开的，来的人特多。我是怎么想的呢，我说我现在解决不了问题，什么子女就业、住房啊都是这些问题，但是起码给人做点工作。不是困难嘛，确实没办法，那多难呢，部里三年给了我3000万承包指标，我还完成了。公安处那时候跟我要车，我说哪有车呀。就是搞民品，说实在的，我对搞民品有看法，国家让我贷款，利息18点多，我再赚钱也赚不了那么多，只能亏损。但是我自己职工贷的款结果将来还是国家的，我说这不合理，但是当时也没办法，我还得积极办。为什么呢，待业太多。所以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最大的问题我认为二○二厂是孩子就业，太多，厂里上千人呢。所以搞这些只能解决就业，根本赚不了钱呀。

记者：

当时也是权宜之计嘛。

安纯祥：

是呀，主要是为了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大的咱也搞，稀土厂还是不错的，以后也赚钱了。

记者：

碱厂咱们也不错呀。

安纯祥：

碱厂他们也自己养活自己。

记者：

从历史看这些都功不可没呀。

安纯祥：

当时的碱厂多难呀，当时说5000吨，最后弄3万吨，哪来钱呢？江泽民为什么到咱们厂来呀？

记者：

你给我们说说江泽民来时你们在哪儿吃的饭？在公园里头？

安纯祥：

没吃饭，江泽民没吃饭。刘杰部长他也没吃饭。内蒙古副主席刘作会，还有原来的组织部长周容昌，我们俩特别熟，一起协作了20年，这个人真好。

记者：

他是一机的？

安纯祥：

一机锻造车间主任嘛。

记者：

周容昌？

安纯祥：

嗯，后来到包头市里当副市长。

记者：

他也是留苏的？

安纯祥：

留捷克的。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咱们筹建木器厂他还给我带了一本木器加工的书呢。

记者：

江泽民来厂是1986年？

安纯祥：

1986年夏天。当时不是引进外资吗，就跟上海联系，碱厂没钱，国家银行也不愿意贷给你，也没有钱。我们厂给上海碱，上海给我们投点资，引进了100多万，拿碱换。这就跑到上海联系，有协议。当时乌杰是包头市长，江泽民那时候是上海市长，邀请他们来参观，江泽民就来了。当时办公室就忘了，没有照相。江泽民看了一下，当时咱们的环境特别好，在包头评的花园工厂。他说，哎呀，内蒙古还有这么一个漂亮工厂，实在没想到。他对咱厂的绿化评价很高。乌杰当市长时，说实在的，对咱们真好，都是留苏的，又是咱们厂的，我们俩关系也挺好，有事一找他肯定解决。那电多紧张呀，三车间那电，市里头真是没办法，乌杰打个电话，那好吧，叫他们想办法。我在这儿当厂长，每年他都上这儿过年来。

曾在厂工作过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右一）来厂，右二为安纯祥

记者：

听说乌杰这个人也可直爽呢？

安纯祥：

挺好的一个人，要求自己非常严。当市长老是骑车子，从来不住饭店，就住他的办公室。老婆来了，他老婆叫什么珍。

记者：

煤矿文工团的是吧？

安纯祥：

煤矿文工团的。两个人就住在他的办公室，自己每天跑步。我说你给我引点外资吧，他说行啊我想办法。

记者：

据说有时候游游泳、打打球。

安纯祥：

他发明的一个吃饭，吃快餐，不许迟到。

记者：

对，开会不允许迟到。跟张诚当年一样。

安纯祥：

他整顿，真是没人迟到，过去开会稀稀拉拉的。还有国务院发的开会不许吃饭，那时候开人大还是开什么会，他和张灿公本来想中午大吃一顿，不行，不吃了，马上执行。他们下边开业剪彩还给点东西，有一次他发现了，都给退回去，批评。咱们厂军品不纳税，民品还得纳税，税务局的局长姓李，他是乌杰的学生，学的俄文，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乌杰是从咱们这儿去的师范学院。结果他跟我说你跟乌杰说说，他要说句话我就给你免税。我说那好啊，我就找乌杰打个电话，我说看看你去，我们俩反正很随便的。嗨，你有什么事？我说李什么钦……

记者：

叫李子钦。

安纯祥：

我说李子钦说，你要说句话他可以给我免税。那行，他跟我说。第二天他就说了。李子钦就找我说，还得派人上内蒙古经委，叫他们批一下，我说行。好几年都免税，省了几百万。还有一个不是引了上海的资金嘛，市里建设体育场，刘副市长开了多少次会叫大家摊，我说我实在没钱，我太困难。困难不行，我还你们嘛，给你们登记厂名。最后从啤酒厂借了150万，我从市里借了130万，是他给引进来的。乌杰老叫我上市里头去工作，我说我不去。因为李德逊书记他都没去嘛，当市长他都不去。我也不愿意应付这个，我这个人不愿意搞这些关系，不会，也不敢。结果125万我就不给了，我说你把啤酒厂的钱还我我就给你，乌杰说你们也没给二○二厂呀。最后我就不给他，乌杰说不给他，管他的呢。最后也没给，乌杰也支持。

记者：

您是1959年7月从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以后就来到二○二工作的，能否谈谈你们来二○二时的情况？

安纯祥：

我们都是国家统一选配的。我来到二○二厂觉得非常光荣啊，当时知道是搞原子能啊！我们的分配全都是国家统一分配，我们填志愿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叫去哪儿就去哪儿。一说来搞原子能事业也是很高兴的，那是保密呀！然后就到二机部十二局报到嘛，咱们企业那会儿属于十二局管，报到后就分到二○二了。

记者：

我们都知道，1959年那个时候的条件非常艰苦，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但是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这个苦只不过是在电视剧等一些影视资料上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它到底有多苦？

安纯祥：

一到了这儿，没有什么住宅楼呢，就有几栋单身宿舍，现在的楼房三至七栋。我先到平房报的到，报到以后把我安排在三栋楼，以后又转到五栋楼，8个人一个房间，上下铺。那会儿生活条件还好点儿，还没有太困难，但是居住条件还是比较艰苦。

记者：

您来的时候厂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安纯祥：

厂里情况是这样，建了一片儿平房了，南面一片都建了，这儿也都建了，原来回民食堂这一片儿，有七栋单身楼，就是单身宿舍，都在那儿住，这平房就是给有家属的住。办公都没有地点，怎么办？就在平房108栋，回民食堂那儿，一个人一个保密包，在那儿办公。我来就分配到一车间，但一车间还没建呢，怎么办，我就在生产准备科办公。

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厂单身楼

记者：

搞生产准备？

安纯祥：

哎哎，搞生产准备。到1959年11月份在平房108栋办的公，还是1961年，大概是1961年，就有厂区食堂了，我就住在五栋楼，吃饭就在大食堂。

记者：

厂区环境建设得怎样？

安纯祥：

没有呢，当时都没建成呐。厂区是一片建设地，挖基础的。有的建了，像一车间是1958年8月16日才开始筹建嘛，我来的时候厂房开始起了那什么，土建都差不多了，别的厂房都没建成，有的还没开始建，就是一车间、二车间、三车间，咱们厂不是还有个七车间嘛，这个还建得早点儿。一车间是最早，是第一个厂房啊，生产厂房。还有一个一室（今中央分析室）呢，还有一个9#锅炉房也比较早点儿，都没建成，基本处于基建状态。

记者：

基本上属于打基础的一个时期。在1961年差不多年底的时候，你们接受了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说它艰巨，就是说苏联专家在撤走的情况下，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什么都没有，可以说从零开始。

安纯祥：

到了1961年底，我正在一车间搞设备安装，组织生产准备的时候，突然部里二局那个许基乾工程师来了，他找到我说老安，你是学锻造的吧。我想他可能早知道了，他都打听好了。我说是啊。他说哎呀，现在有一个紧急任务需要锻造，你看咱们厂还有谁搞过锻造工作？我就说跟我一块儿的有张法勇，还有一个袁国初，还有一个林福善，还有一个老周、周志兴。就那么几个人，当时我还没怎么在意。他说好，将来有一新任务恐怕要你去。我说好啊，只要厂里需要，干什么我都去，反正无所谓，哪儿需要就去哪儿。过了几天，大概是1962年1月6日，厂里面研究的我不知道，但是据说厂党委开会，研究快上马，它是个漏项嘛。因为苏联撕毁合同，苏联专家都走了，国家也没准备，一看是个漏项，苏联专家在这以前就知道了。像孙树颖、朱桂生他们，1959年、1960年初派到苏联实习，就是实习的六车间，就是核元件车间，这个核部件生产不让看，不让实习，他们实习的40多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一律不让看。它的这个核部件模型啊、产品的这个模型也都不给了，撕毁合同了嘛。所以怎么办呢？1962年1月6日，厂里就决定，宣布把我分到二室，调到二室去，担任六分室的主任，就是要搞核部件，哎呀，可急了，就几天，然后上马、上任，马上就到。

记者：

从您说的这段来看，这个困难还是很大的，具体到什么程度？

安纯祥：

到什么程度呢？我去了以后呢，首先得找人吧，我一个人搞不了啊。然后我就找，那时候要谁给谁，可厂里就是没人嘛，人少！我说袁国初，他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嘛，1959年毕业，他是学锻造的；一个是林福善，沈阳重型机械厂的，搞锻造的，老工人出身的技术干部；还有一个周志兴，学压力加工的，就这么几个人，全厂没有了，就这么挑。当时厂里就给我交代任务了，就说此项任务怎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急。苏联撕毁合同，也没什么资料，后来一查，就有一个初步设计，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简单地描述一下什么产品型号和简单工艺参数，其他什么都没有。

记者：

具体一些数据呀，包括图纸都没有？

安纯祥：

个别的有一点儿，实际上很少，几乎就是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方面，没有资料；第二个方面，我们这些人是学钢铁的，对核了解得不多；第三，没有场地。当时纪哲厂长兼二室主任，他们在哪儿办公呢，原来的14号，在那儿他们有几间房子。我没地儿去办公，我刚去呀。最后就尝试从办公大楼弄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就在那儿办公。一上班，哎呀，那是什么都没有啊，没资料，没设备，设备更谈不到了，没场地，连办公室都没有，这么个情况。我就把他们几个找来商量，怎么办呢？就赶快调研哪儿有什么资料。调研都调研不到啥，没有什么有用的资料，我们也不太懂，那也赶紧筹备、赶紧干，要求太急，而且这个任务是部里特殊下达的“一线任务”，厂里就把它作为“一线”，全厂要支援这个任务。非常急！这是政治任务。所以面对这么个情况，我们也很急呀，那是白天黑夜搞试验呀，前半夜谁都不睡觉啊。没有场地，怎么办呢？我们就发现七车间外头有个木板房，正好里头有一个150公斤的空气锤，锻造得用锤子。

记者：

可以说就是一个简易工棚。

安纯祥：

就是一个工棚，破破烂烂，都露着缝。当时又是2月份，你说多冷吧，里面都是冰，不大个棚子。七车间本身也没建成，就是这么个小棚子，就在外面搞点砖、扎点儿铅丝这么样的。经过十来天，我们就第一次搞锻造。

记者：

您还记得第一次锻造试验的过程吗？

安纯祥：

记得呀，1962年1月18日。当时都在晚间干，不能白天干，怕人知道。

记者：

当时您这个团队就这么几个人？

安纯祥：

就是这么几个，又另外请了一个一车间的老师傅，一车间的郭正阳。当时叫他给掌的钳，林福善开的锤，我们其他三个是在旁边加热什么的。张永禄不是当时的二室副主任吗，还有一些领导在工棚门外边看。当时都怕呀！我们那时候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个试验就是把刚加热完了的那个部件实验品放到台子上锻造，这个叫什么呢，叫性能试验，把它砸扁了，看它能不能锻。当把它放到台子上以后吧，我们的心就悬起来了，突突、突突的，啪！一砸，没事儿，哎哟，那个高兴啊，放心了。

记者：

您这个团队里面这几个人，回忆起他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安纯祥：

当时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都认为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国家要求时间那么急，厂里也对我们那么要求，就是厂里布置六车间这个任务,全厂都要支援，那时叫“大会战”，要什么给什么，它就是“一线”嘛！

记者：

在这个实验的后期，咱们这个队伍是不是又扩大了？

安纯祥：

扩大了。当时我们总觉得说缺人，厂里说不好找。我说能不能找一个专家来呀，我们都年轻，都是刚毕业的学生，搞实验没经验。可是找来找去找不来，没有，没有搞这个的。所以只好靠我们自己吧。到了1962年，部里就从五二三厂把曲国方、朱平生调来，朱平生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曲国方是莫斯科黄金学院毕业的，他俩也是学压力加工的，所以就增加了他们俩。后来把郭正阳调到六分室去了，还有一个孙师傅、孙景山，他们两个工人。我们这几个技术员，还有四○四厂来了几个实习的，有技术员，有四五个工人，一个工程师，上咱们这实习。这样我们就有十多个人，这样人员就全了，锻造、热处理什么的，都可以搞了。

记者：

我们从厂史了解到，从工棚试验又搬到一个厂房，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仓库。我们从档案室找来了这个627仓库的照片，您看一看。

安纯祥：

因为150公斤空气锤只能做小型试验，要做大的实验就不行了，模拟实验不行，所以厂里决定马上开展模拟实验。设计部门老是征求我的意见，告诉我说有个627仓库。我说看一看。一看627仓库，可以呀。别的厂房没条件，515没上马，还正建，一车间更不说了，都没上马。我说有仓库也好嘛，所以厂里决定马上改造627仓库。在627仓库北头给了我们三跨那么大，在库房西建了一个洗澡间。这三跨给了我们锻造、热处理和机械加工，相当于两个分室，他们是五分室，我们是六分室。库房内外头一部分就是中厅，高一些，搁我们300吨的压力机，还有电炉之类的。往里点儿就是机械车床。这里面有两台球面车床，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可能是苏联撕毁合同前早发的。

当年研制反射层部件的 627 仓库

记者：

他们也没回收?

安纯祥：

我们国家根本没有车床，当时要试制车床得需要时间呐。就这么着，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是苏联唯一给提供的机会。这个仓库很快就改造建成了，建完了我们就在里面试验了。经过第一阶段试验、第二阶段试验，就开始模拟实验了，就是部件模样有点儿形了，就是小。然后就是第三阶段，就稍微大点儿，小的、中的、大的。

记者：

逐步往大做。

安纯祥：

哎，就是。不敢一下做那么大呀，有好多问题呢。加热方法用的盐浴、氩气、真空、小炉子，都是自己设计呀，所以光我们这个分室的试验报告就做过20多篇，那都是过得硬的报告。就在那个仓库里头,非常认真。这个东西呀，科学试验来不得假的，必须得严谨细致。真的，那将来必须拿出产品嘛，得保证质量啊。所以那么个仓库，别看条件那么不好，剂量也非常大，我们有时候就在里头睡，在办公室睡，外头就是操作间，里头就是床，我经常不回家，就这么干。

记者：

从当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十几个人，从简易工棚到627仓库，当然这个试验场地还是比较艰苦。时间紧、任务重，你们吃在现场、住在现场，可以说不计时间、不计报酬，当时是一种什么信念在支撑着你们？

安纯祥：

当时啊，一个是憋着一口气，苏联停止援助，本来挺友好，一下什么都不给了；另外党中央号召什么呢，“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另外就是靠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负责精神，决心要打破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核垄断。就是憋这口气，为国家争光，为党争气，别的都不想，什么别的其他条件（都不讲）。你知道那时候挨饿呀，我这脸都浮肿了，那白天黑夜都得工作，也没什么休息日。我是党培养的，要没有党，根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农民出身，我家在农村，生活很苦的，我上学都是国家培养的，中学有助学金，大学更不用说了，上苏联留学都管，所以我这个思想就是一定要报答国家、报答人民。当时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没别的想法，一个心眼儿就是赶快把产品拿出来。黑夜加班，厂里照顾一个玉米面饼子，一人一个，大家还都让。我们技术人员一人一斤多点儿粮食不够吃，当时菜、油都很少，实在饿了喝点儿酱油加点儿水，难啊，那时候真是难。就这样，一直干了两年多。

记者：

还记得刚拿出产品是什么时间？

安纯祥：

我们那个产品——核部件是全国的大协作。为什么呢？经过小件、中件、大件的试验，咱们那个压力机不能生产大件，当时一家协作厂有个最大的16吨的锻锤，蒸汽锻锤，我们试验就得用它啊。因为这台16吨锻锤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结果我就跑到国防科工委、五机部联系，他们都支持。然后又到了这家协作厂，厂领导说支持，这个事支持！说用什么吧？咱们就还得筹备，给他改造，给他铺地面、铺砖。那锻造的时候都得铺啊，铝板都挡上，外面还有木栅，还要保密嘛。还有一个班的警卫，谁也不能进。还都赶上礼拜天才能干，或者夜间，一天一宿就这么干，一次就干30多个小时。厂里也在饮食上给予支持，给我们送点儿包子。在那儿也没地儿休息，就在厂房，大冬天也在厂房，就在厂房里头待会儿、坐会儿，还不能在人家那儿到处转，都穿着脏衣服，所有的东西都得拿回来，好几大车，连水都一起拉。所以到1964年4月7日，最终搞了一个大会战。也就是4月7日前，全厂总动员嘛，当时部里白局长亲自动员，张诚厂长亲自挂帅，所有的书记、副厂长都来看、都来支持。这个大会战时间不长，要求一定要在4月7日以前拿出产品，那个紧张劲儿呀！当时实验本身性能等基本上都合格了，而且要马上加工成两套，为确保第一次核爆万无一失，产品有备用。4月7日晚上全部完成第一套。就是1964年4月7日晚上拿出来了第一套产品！然后14日拿出来第二套，经过检查都合格。4月8日下午，邓小平、彭真、康生带着夫人，还有乌兰夫陪着，来参观咱们厂。我和谁，是林福善还是谁，我忘了，抬着那个“大件”，抬到办公楼，叫他们参观了一下。这是我印象最深的4月7日晚上产品出来以后的事情。第二天吧，4月9日，由李德逊副厂长押着部件到飞机场，专机运送。专机运以前还试飞呢，看行不行，还怕出问题呢。

记者：

这次拿出产品，可以说是在仓库里创造了一个奇迹。

安纯祥：

因为咱们厂这个产品呐，就是在那么一个仓库里头搞出来的，这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哪个国家也不会这样，而且我们搞得非常快。外国，像美国他们（苏联、英国、法国），都比咱们时间长，而且条件肯定比咱们好得多，我们就是个仓库嘛！部里觉得这个情况很好，就叫厂里写了报告，然后部里给中央写报告，罗瑞卿看了报告以后，感觉这个仓库真不简单，所以就在那个文件报告上批了一个“仓库精神”。后来就传到咱们这儿，一直鼓舞着咱们全厂职工。在仓库里面我们能拿出尖端产品，这个是最尖端的吧，所以说，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当时我们那个精神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一定也要上，再苦再累也无所谓，也心甘，就是要为国家争光，为党争气！

记者：

当时的信念就是要造“争气弹”！

安纯祥：

对了。当时就提出了嘛，什么是政治？你拿出产品就是最大的政治。

记者：

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尤其是传到咱们二○二厂以后，你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安纯祥：

1964年10月16日晚上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广播，大家一听，好家伙，全厂沸腾了，游行啊！人们都出来了，那个心情啊，我觉得我都流泪了，激动的，真是，真高兴啊！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地位啊提高了，一下子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当时全厂沸腾啊，一宿也没睡好觉，非常高兴，都激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