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1936年出生，原籍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人，自幼在内蒙古赤峰上学，1956年支援国防建设，由赤峰县政府来到内蒙古一机厂工作。在工厂筹建中任训练班干事、保卫处内勤。1975年调十分厂任政治处主任，1976年回总厂搞清查落实政策，1978年任保卫处副处长，1982年任处长、党总支书记。1985年改建公安处，任公安处长、党委书记、厂纪委委员（武装部、地震办等规划管辖），1997年10月退休。

个人的奋斗离不开企业发展的沃土。正是无数像王文正这样的热血青年把自己的梦想融入这个行业，正是一代代后人执着坚韧地接续延伸，才有了内蒙古一机集团今天之荣光。多少年来，作为国家唯一的主战坦克科研、试验、生产基地的内蒙古一机集团，到处是那些老前辈们将个人的理想与信念紧紧联系在一起，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与奉献，进而实现企业安定团结、发展壮大的感人故事。

王文正与工友们合影留念

记者：

在那样的年代，作为一名受人羡慕的县政府工作人员，您为什么要选择塞外包头一个军工企业的保卫工作岗位？

王文正：

人们都知道，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都有一个“好男儿志在四方，炼红心扎根边疆”的雄心壮志，都怀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拼搏，要去希望的田野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56年，正赶上全国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支援边疆建设，下放到农村、工厂去学习、劳动、锻炼，我也同样要求到内蒙古包头参加军工厂的建设，被分配到内蒙古一机厂八分厂开始劳动锻炼。由于自己不怕苦，不怕累，总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干劲，到年底我被选调到保卫处工作，这一干就是19年。在这19年工作中，最为难忘的事就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所在的保卫科科长一级全部被抓起来了，当时每个人都担忧被列为“重点”人物接受组织调查……直到1976年9月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又被调到十分厂，全面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同时，以“查办”和稳定工作为重点，1978年又调任工厂总部保卫处任副处长，开始了我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保卫生涯。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全面负责一机厂的保卫工作，这一干就是19个春夏冬秋。

记者：

在您做保卫工作的生涯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作为一名保卫企业生产和安全的负责人，最让您难忘的感人事件是哪些？

王文正：

那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也就是1959年的夏天。当时我国在苏联帮助下，于1958年12月25日建成了59式坦克生产线，并在生产线上试制生产出第一辆坦克，宣告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但要批量生产尚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所以，当1959年为了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阅兵，上级指示我厂要为阅兵生产坦克时，我们厂要解决的技术难题还很多，为了保证完成阅兵产品任务，工厂专门集中技术力量，成立了科研攻关组。

在阅兵坦克研制和试制过程中，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我全面负责研制试验的保卫工作，成立了一个由我带着10多名年轻人组成的保卫安全小组。我们也同科技人员一样，投入这次责任重大、影响力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产品研制工作中。

当时生产的阅兵中重型坦克（59式）必须进行全面毁灭性试验，为了确保试验成功，我们成立了安全保卫组，积极配合试验科技人员。那时，由于交通工具缺乏，整个工厂只有4辆汽车，而且都是苏联制造。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为了配合这次试验，专门给我们配备了一台苏联制造的华莎汽车，负责从工厂到试验场这段距离的人员输送。经过我们精心准备，首台试验工作有条不紊、按节点进行着。由于受资源匮乏条件所限，试验主要依靠炸药起爆来完成，地点选在靶场附近的某地做这次毁灭性试验。在试验完成后，我们需要将发射到40多公里远的弹壳找到，取样完成后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再到热区、寒区做试验。就这样，我们通过20多天的努力工作，积极配合科技人员，圆满完成了试验任务，为下一代实验任务按时完成提供了保证，也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和赞誉。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走支援我们工厂的专家，中断了为我们供应的坦克装甲钢等原材料，再加上我国出现了自然灾害，造成暂时困难，严重影响了我国国防建设的进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有志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到1962年，国家经济建设开始复苏。为了加快国防建设和坦克研制进程，国家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在已建成的坦克生产线上，克服困难，靠自己的力量，自行设计制造出为中国人争气的中重型69式坦克。

在苏联59式坦克的基础上，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在1969年设计制造出了真正属于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代69式中重型坦克。

王文正与厂领导合影留念

记者：

在您担任领导期间，是否遇到过突发事件的发生，又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王文正：

事情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时正在“文革”期间，为了使军工生产不受影响，党中央对我们军工厂实行了军事管制，工厂成立了军管会。这期间也是国防建设全面进入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机厂作为坦克总装工厂，生产经营也同样进入紧张阶段。由于管理上存在缺陷、规章制度不健全等原因，一天晚上，军管会办公楼突然着火，当时火势蔓延迅速，地面都被烧裂了，办公室的桌椅、文具柜、材料等被全部烧光。为了尽量减少火灾带来的经济损失，我们一方面做好保卫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工厂生产经营工作，在没有办公设施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利用废旧包装箱做桌椅。在大家的共同配合、共同努力下，在有限时间内消除了这次火灾事故带来的影响，保证了工厂正常生产经营秩序。1992年10月30日，一机厂两名上夜班的职工被杀害在工作岗位，这也是30多年来罕见的杀人案件。人命关天，作为保卫部门,我们立即配合地方相关部门投入侦查，时任包头市市长王凤岐、市公安局局长武爱忠要求一周内必须破案，我作为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身感肩上的责任之重大。在那些不眠夜晚，我们一同与侦查人员进行周密研究、调查取证，最终使犯罪嫌疑人武××在铁的事实面前，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和经过，使案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侦破，消除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和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工人们在吊装坦克炮塔

记者：

在您负责保卫工作期间，为了保证工厂生产经营秩序和国防建设，您负责接待了哪些中央领导？对您有影响的是哪些？

王文正：

20世纪60年代仲夏，当时我厂正处于大干快上的关键时刻。那时职工都是步行上下班，中午12点是下班高峰期，正在这个时刻，国家领导人叶剑英来工厂视察，刚从四分厂热处理车间走出来后，下班职工一下子围过去，将叶剑英围了个水泄不通。看到这种情景，叶剑英急忙下车与职工一一握手，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办公楼后面的中间道，最后缓慢地从西门离开。还有就是1979年，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厂视察，在一楼会议室接待之后，需要到俱乐部做当前形势任务报告。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够完善，也没有做过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工作，在临近开会的前五分钟，俱乐部突然停电，场地一片漆黑，所有人顿时紧张起来……突遇这种特殊时刻，为了不影响形势报告如期进行，我们保卫处及时挑选了四个负责任的年轻人，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地从九分厂泵房（现一机口腔医院原址）临时拉线到俱乐部（现一机文化宫），就在首长正式做报告前，我们接通了电源，保证了形势报告如期进行。在我负责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共接待了20多位国家领导人，其中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夫妇、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乌兰夫以及杜聿明。还有毛泽东主席次子毛岸青、邵华夫妇等。我高质量地完成了工厂交办的安全保卫任务。我所做的这一切工作，也为工厂日后的安全保卫工作积累了经验，而这一切都是服从国家的需求，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为公司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采访手记：在王老家中有一本特制的相册，里面记载了他工作的丰富历程。还有各类证章和证件，是他向党递交的合格答卷，也是他一生为国防建设事业奋斗的真实记录。（记者：赵德忠、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