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华：1955 年 3 月到内蒙古一机集团工作，1992 年退休，在一机集团工作了整整 42 年，拍下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厂视察的珍贵照片，保留了重要的图片资料。他用黑白色的老照片记录下了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记录下了一机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巨大变化，为一机集团、为包头，也为后来人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城市记忆。1986 年，从事摄影摄像事业 31年的吴耀华结束了与摄像机、照相机打交道的日子， 调整到一机集团质量保证部当部办主任，后来又调到了科研所担任所办主任。

记者：

您是怎么来到包头的？

吴耀华：

我来到包头、成为摄影记者的过程有很多巧合。1955 年，我报名参加工作的时候，有北京国营新厂、北京新厂和华北新厂三家工厂来招工，我选择了后者。我本以为华北新厂在河北省，没想到却来到了内蒙古，从此，包头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来包头的第一站是在东河。当时的东河还挺热闹，有些做买卖的。第二天，我们乘车来到了青山区四道沙河，一到目的地，很多人傻眼了。那天下着雨夹雪，当时的一机厂刚刚开始建设，整个青山区几乎就是一片荒地，一无所有。与我同批到来的知青有 200 多人，其中 50 多人看到这么恶劣的环境，连铺盖卷都没拿就 跑回去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来了首要的任务就是建设厂房。那会儿我们住的是大通铺，一个房间住着三四十个人，非常拥挤。到了晚上，还有狼会跑到宿舍区，于是打狼成了工作之外的另一项任务。

记者：

您是怎么走上摄影这条路的？

吴耀华：

进入工厂不久，我成为厂里的检验员。当时在武银福窑子村有一个砂石厂，建设厂房的砂石很多都是从这里运进来，我的任务就是检验砂石的质量是否过关。

后来，工厂里来了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转业战士，名叫梅继发，他过去曾经在上海一家照相馆工作过，来到一机厂之后，也就成了一机厂的专职摄影人员。那时，一机厂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梅继发每个月都要把工厂的建设情况拍下来，洗出照片，然后再把这些照片邮寄到苏联专家那里。由于照相的工作量比较大，梅继发希望从劳资科找一个帮手。当时的劳资科有 5 人，我是其中之一。梅继发本希望找自己的上海老乡做帮手，但劳资科却推荐了

我，就这样，机缘巧合之下，我成了厂里的新摄影师。那个年代的条件比较艰苦，厂里只有两部相机。由于相机有限，大多数时间我都是跟在后面，看着梅继发拍照，从中学习拍照的技巧，然后再按照梅继发的指点去洗照片。

不久之后，梅继发被提拔成为副科长，也就没有时间再去照相了，我便接替了梅继发的位置，定期为苏联专家拍摄和邮寄照片。59 式坦克生产之后，他的另外一项常规工作便是把坦克的电路图拍下来，洗成照片，贴在坦克车里，以便驾驶员在需要时使用。

记者：

摄影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吴耀华：

与其他的摄影师不同，一机厂作为军工企业，摄影是一份保密性极强的工作。我是党员，出身是雇农，比贫下中农还穷，成分比较好，基于这两个原因，所以厂里选择了我去做这份工作。我拍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林伯渠。1958 年 6 月 29 日，时任中央委员林伯渠来到一机厂调研，陪同的人并不多，林伯渠满头白发，走在中间，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平易近人。调研期间，林伯渠还亲笔为一机厂写下了“偃武修文，安不忘危”的题词，我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个珍贵的画面，这张照片一直沿用至今。

不到一个月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第二次来到一机厂。在一机厂一分厂，朱德详细了解了工厂的建设情况。当时一分厂的厂房正在建设，还没有盖好房顶，朱德穿着一条背带裤，戴着帽子，站在一片沙堆上问询情况，我拍下了这张照片。朱德非常和善，见到每个人都会点头示意和微笑，一点没有领导人的架子。

1964 年 4 月 8 日，邓小平来到一机厂，我作为专职摄影师， 有幸记录了他在一机厂调研的全过程。我们拍照时，邓小平会和我们挥手微笑。 当然，也有遗憾的时候。1959 年，周恩来来到包头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之后便来到一机厂调研，我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到厂门口准备拍照，但没有想到，总理并没有走常规的视察线路， 而是直接乘车来到了五分厂调研。当时也没有移动通讯设备可以及时通知工作人员，所以当我得知地点不对往回赶时，已经晚了， 最后我只拍到了总理的车，却没有留下总理调研的照片。

这些年里，我先后拍下了董必武、谢觉哉、彭真、王震、倪志福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考察一机集团的照片，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随和，一点没有领导的架子。在当时而言，这些领导调研的照片都属于保密资料，照片，包括底版，最后全部都交回了厂里。到目前为止，我留下的只有一本一机集团的纪念图册，上面记录了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视察的照片。这本图册里的黑白照片基本上都是我拍的。

尽管我没有系统学习过照相技术，但实践就是最好的老师， 这些年里，我一边拍一边摸索，已经记不清拍过多少张照片，如今很多作品都成为珍贵的史料留存了。

吴耀华为记者讲解照片里的故事

记者：

听说您后来又做过摄像工作？

吴耀华：

“文革”十年，很多工作都停滞了。“文革”结束后，我继续自己的摄影生涯，直到 1981 年，我又迎来了职业生命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这一年，时任厂长刘作会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不仅要把摄影做好，同时还要开始摄像工作。这一年，我前往福建购置回一机厂的第一台摄像机。没有师傅，更没人指导，我对着说明书自己学起来。之后，我参与了一机集团许多重要影像资料的拍摄，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乘坐飞机拍摄厂区的俯瞰画面。那时还没有无人机，我站在飞机上，随着飞机的盘旋，俯拍着整个厂区。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拍摄，我用绳子把自己捆住，将身体探出机舱门外， 就像美国大片一样，绳子的另一端捆着徒弟的腰，还有一头捆在飞机的驾驶座位上，这些画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沿用。

现在，我的那些照相设备都已经淘汰了，我也退休 20 年了， 但我非常幸运，能够给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拍过照片。现在厂里出大事记或是其他画册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些照片，这让我觉得当年的所有努力都是有意义的。（记者：张富博）